1941年，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之际，却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那么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

当时的目击者窭景樁先生曾叙述：

这便是后来传之沸沸、言之凿凿的所谓“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的全部过程。

张大千敦煌壁画（张大千敦煌壁画事件）

我们从窭景樁先生的叙述可以看出——

1.这两幅壁画早已腐朽不堪，被火烟熏得黑沉沉的，上面原来画的是什么已根本无法分辨。

2.壁画是在于右任及众多的视察官员面前，被教煌县府的随行人员在不慎中拉掉的，故而当时在场人中并无一人表示出任何异议。

3.最重要的一点，壁画并不是由张大千给破坏打掉的。

张大千正在壁画上描摹

尽管那两堵坏壁的朽皮是被偶然撕掉的，也由此还产生了对莫高窟的重大发现。因而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也曾采用同法，在今第220窟等处清除坏壁，露出了底层的数幅唐代壁画，使人们更加深了对于莫高窟的认识与了解。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不顾这些明显的事实，抓住这两堵坏壁被撕掉一事大作文章。张大千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为了这两堵并非他损坏，也不应由他负责的坏壁，竟使他陷人了一个可怕的漩祸。

据窦景椿先生叙述：

此事闹闹的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中央各方。而张大千尚蒙在鼓里，还在敦煌洞窟内起劲工作。

1943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从兰州给敦煌县长陈儡学发了一封电报，陈将电报转给了张大千。

就在这封电报的压力下，1943年5月，张大千被迫离开了敦煌。尽管当时张大干的计划尚未完成，但出于无奈，也只有忍痛收兵。

但民间对张大千的诋毁愈演愈烈，由“破坏壁画”到“敦煌猎奇”“盗窃壁画”“敦煌盗宝”。

张大千站立在洞窟外

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在兰州正式举行。

会议开始后不久，敦煌县参议员郭永禄，就人们关心的张大千在敦煌壁画的问题，突然向大会提出指控，正式控告张大千在敦煌犯下了“严重罪行”。

当时正在成都家中忘情作画的张大千，简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甘肃省参议会竟会根据捕风捉影的传闻，对他进行堂而皇之的控告。这既使他感到可笑，更使他感到伤心愤慨和委屈。

于是这起“官家告名人案”，被大大小小的报刊、电台争相刊载，并加油添醋，大肆渲染，大炒特炒，致使事情更扑朔迷离。而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对祖国文化和国家文物的热爱，亦跟着指责张大千，痛斥其"破坏敦煌壁画的罪恶行径”。

张大千临摹壁画闲暇之余喂养的鸭子

所以，张大千始终相信，是非自有公论，谣言终归不会久长。因之他对此控案，仍坦然处之，依旧是我行我素，忙着自己的绘画事业，没有为这桩控告而多作辩解。

张大千在洞窟外与僧人的合影

1948年8月下旬，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叫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事实，并仗义执言：

敦煌县国大代表窦景椿先生，忍不住各方对张大干的污蔑，也站了出来，在南京向报界发表公开谈话，为张大千正名辩诬。

常书鸿、窦景椿等人当时的谈话，对澄清事实真相，扭转社会舆论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张大千所期盼的控案结果，却一直未见到来。之后张大千远走海外，不了了之。

张大千一行人正研究壁画临摹

由于当年甘肃省参议会的控告，已严重地影响了社会视听，因而在中国文艺界、文物界、学术界、新闻界等许多人士的心目中，张大干仍属“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罪人”。

在多年的沉寂之后，文物工作者刘忠贵先生就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发出了勇敢有力的第一声平反呼唤。

被人尊称为敦煌的“活资料”、活字典”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史苇湘先生，也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

张大千与常书鸿日常居住的地方

1949年3月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的会议记录，上面就记载了这次会议对于上一次大会上由参议员亢维斗、郭永禄等11人联名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所作出的最后结论。

这个结论清楚无误地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

按照常理，在此案查清，并已得出了明确正式结论之后，作为原告方的甘肃省参议会，理当将此官方的正式结论公之于众，以正视听，并向张大千本人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挽回影响。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们将最后结论压了下来，使之沉没于历史档案的汪洋大海，致使这起当年曾喧嚣一时的公案的最终结论，不仅世人毫不知情，就连当时的商京政府和后来的人民政府，也毫不知情。

而此案的“被告”张大干先生，直到他辞世之后，依旧背着“破坏了敦煌壁画”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