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并不是把对方赶尽杀绝的，当然这种赶尽杀绝的情况也有，但不是主流。比如说，商纣王被武王灭了以后，武王首先做的几件大事，第一就是把商朝原来的社会贤达，像微子、箕子等找出来，安排他们做官，还要把受冤屈死的，像比干，好好地安葬。还要把商纣王的儿子立为国君，继续在商朝当国君。当然了，他也派了他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去监视他，称为“三监”。后来，这些人贼心不死，继续造反，周公东征将其平定。平定了之后还要再找一个，就是微子，封到宋国，就是宋襄公的祖先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得最厉害的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论语》中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他是复辟奴隶制的一种口号。把那种前朝的遗老遗少，推举到重要的岗位上。所以当时背景不一样，不是赶尽杀绝。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战争的宗旨不同。当时战争的宗旨是争霸，当霸主就行了；到战国时候就不同了，变成了兼并战争，统一战争。你要兼并人家的土地，人家当然不会轻易向你投降了，没有办法，只好像《英雄》里面所描写的那样，赶尽杀绝啦。争霸战争，争个名分嘛，只要承认我的权威，听从我的指挥，做我的小伙伴，尊我老大，就可以了，和兼并战争很不一样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原诸侯国都是亲戚关系，要么就是兄弟叔侄关系，像晋国、鲁国，同姓之国。要么就是甥舅之国，像齐国和周王朝，一个姓姜一个姓姬，他们一般都缔结有婚姻关系。就像管仲说的那样：“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诸夏就是指当时中原诸侯国。亲戚之间打仗怎么好往死里打呢？就是有也是少数。第四个原因就是当时战争规模也比较小，出动几百辆战车那就是了不起的大战争了。打的时间也比较短，打一天肯定解决问题了，至多第二天再稍微打一下。双方车阵一冲垮，就算分出胜负了。就像长勺之战那样，齐桓公去攻打鲁国，鲁军任他冲，冲三次冲不动，人家乘机反击，“齐师败绩”，他就逃跑了，鲁军稍微追一下也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当时战争的形式也非常温和，战场上强调的是正大光明，都是大方阵作战。《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就像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欧洲十八、十九世纪里面的战争场面，譬如拿破仑所打的战争，都穿着红军服，排着大方阵，敲着鼓，现在大家感觉不可想象。规定的很死板，“不衍于四步、五步、六步”，走个五六步就要停顿下来，重新看齐，排好队；“不衍于四伐、五伐、六伐”，砍杀四五下一定要停顿下来，大家再重新开始。这样战争的节奏是很缓慢的，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出现司马法所说的什么“逐奔不逾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情况，要“成列而鼓”，因为大方阵打仗，大家不成列还真不好打，不是游击战，也不是运动战，打的是阵地战，使用战车来打的，驾驭那种战车需要很高的技巧，搞不好就掉下来了。那种车又高，轮子又大，是木头做的。这样战争必然要打得缓慢、温和。

可是，宋襄公时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即，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永远打下去的，战争形态要慢慢转变了，当时不就有大臣对宋襄公的做法表示怀疑么？这就预示着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要来临，这就是战争的第二种形态，我把它叫做“诡道战法”。我们刚才说了，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变革时期，大变革既是指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大变革，也是军事领域里的大变革。整个战争形态要出现一些新气象。

普希金是哪国人（普希金是哪国人）

第一、当时军队的人数急剧扩充，成分基本上完全改变了。我们知道西周时期有个“国野”制，“只有国人才能当兵，”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当兵的权力的。“执干戈以卫社稷”，那时是一种光荣的权利，不像后世所说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时当兵是最高的荣誉。可是当时战争很多，贵族们好日子过惯了，也不大愿意去打仗，再说人数也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的需要，所以最后只好打破国野制，就是说国人可以当兵，野人也可以当兵了。这个野人可不是神农架那种野人，是指普通的种田的老百姓。野人有什么特点啊，他们是种田的农民，社会地位很低，也没有学过当时贵族们讲究的礼仪。他们一上战场，就顾不得那些东西了。所以军队的成分变了，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涌进了军队，贵族就成为少数了。司马法记载，最初一辆战车三十人制，可是到这个时候，慢慢发展到七十五人制。三十人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贵族，当然也有少量的奴隶来干一下比较低下的活。七十五人制就不同了，那时只有战车上的三个人是贵族，其他七十二人都是普通农民，军队的成分大大改变了。

第二个就是战争规模大大扩大了，战争频率大大加快了。以前城濮之战，晋文公一共出动七百辆战车，到了春秋晚期，光是一个楚国，他就有一万多辆战车，号称万乘之国，那个规模就非常大了。当然也有夸大的地方，但是比当时起码翻了八九倍。规模扩大了，场面也惨烈多了，更重要的是，战争当时大多在黄河中下游打的，也就是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当时最繁华的地方打的，现在越打越远了，打到我们浙江去了，打到江苏去了。这就带来什么问题呢？原来都是在华北大平原，打车战，现在到了南方，河多，水多，碰到这种情况，车战就派不上用场了，所以车战肯定是推行不下去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吴国、越国的参战。尽管也说什么他们也是周朝的后代，是什么太伯、仲雍等人为了让位跑出去的，可是当时的风俗和周文化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里的风俗“断发文身”，还有就是“男女同川共浴”，现在也有点象日本的公共澡堂了。他们的风俗和中原地区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并没有传统的包袱，他们对周礼、对司马法不感兴趣。孙子为什么在齐国混不下去，跑到吴国去了？齐国还是属于中原文化圈，只有到了吴国才能找到发挥他阴谋诡计的舞台。由于吴越这样的南方国家对周礼那套司马法不感冒，完全把他抛在一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形态慢慢就变了。

还有一个就是战争的性质慢慢变了，由争霸战争慢慢过渡为兼并战争，当然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战争延续的时间、战争的方式也变化了。最典型的就是孙子亲自参与的五战入郢，《吴越春秋》上记载的，就是吴国把楚国打败的那场。那就是连续作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连续突破，乘胜追击。其实在齐晋平阴之战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那时迂回包抄什么的都有了。还有作战方式也变了，过去作战的主力是车兵，到了这时候步兵慢慢成为主要兵种，用步兵作战，丘陵也好，山泽也好，湖泊河流也好，都是拦不住他们的。而且步兵的机动性比车兵要强多了。

还有，是战争的观念也变了，以前在战争中大家都做君子，但现在作君子很吃亏啊，宋襄公就是个典型例子。要作君子，阴谋诡计是不能搞的，但战争是要搞些阴谋诡计才能赢啊。所以君子老是吃亏，这样就会使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君子老吃亏他心里也不平衡啊，凭什么老让我吃亏啊？君子要战胜小人，他首先就要变成小人，他变成小人之后就再也不会变回君子。我写过一篇文章，《光明日报》刚发的，历史上永远是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小人会越来越多，君子会越来越少，所以过去那种贵族精神，随着宋襄公这样的人倒霉之后，大家都会把他抛弃，就尽可能往坏里变，这就是行为科学。自从宋襄公死了之后，中国的贵族文化就断种了，小人文化崛起。所以西方有骑士文学，所以我们会觉得普希金怎么会这么傻，会和人家去决斗？！决斗的话取胜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五十，或者你把人家打死，或者人家把你打死。普希金是诗人，打枪肯定不如那个法国流氓。所以最终他就被打死了。要是中国的话，学过《孙子兵法》，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去找个黑社会老大，把对方的相貌特征、行动路线告诉他，让他几个人去做掉完了，先给你两万，完事之后再给五万，谁跟你去决斗啊？傻乎乎的。所以从宋襄公死后，观念整个变了，这种贵族精神在战争领域慢慢死亡了。小人的心态大家都是普遍的，怎么有利怎么来，这是《孙子兵法》中讲到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有利就干，不利就不干，利大就大干，利小就小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要忽略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前打人民战争，人越多越好，搞人海战术。现在看来是不行了，美伊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伊拉克的导弹还没打到美军呢，早被美军击落了，人也给打死了。所以武器还是起很大作用的。那时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出现了，这就是弩机的发明，这相当于今天的电子制导导弹。弩机既有弓箭的功能，又可以瞄准。弓箭嘛，除非象《水浒传》里的小李广花荣，一般的士兵是射不准的。努机就不同了，他射得既准又远，还可以“积弩齐发”，这在当时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当时贵族都在兵车上，就像遭受今天的机关枪扫射一样，肯定受不了。吃几次亏之后，他们发现，车战是不能打了。这个问题就像枪械出现之后对欧洲封建贵族骑兵所造成那种毁灭性的影响相似。为什么英国、法国的王权能够统一，就是因为火器能够摧毁封建贵族的城堡，恩格斯说了，“火器摧毁了欧洲封建贵族的城堡”。弩机的出现对当时的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是决定性的。

这时反映在军事领域，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军事著作来总结概括这些新的诡诈的战术的规律、原则。这就是我国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的诞生。说起《孙子兵法》，我们都知道“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战争靠诡诈来取得成功，根据利益的大小和有无来决定行动，靠军队的分合变化来取得主动权。这就是《孙子兵法》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所以里面讲到“诡道十二法”，什么“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明明能打，偏偏要装作不能打。最后到“亲而离之”，就像曹操那样，当时韩遂、马超两个人紧密团结，他就写了封离间两人关系的书信，拆散了马超与韩遂的同盟。孙子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它里面的许多原则就是当时的诡诈原则，战争的宗旨就变了。像“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什么意思呢？我一发动战争，你的军队还没有聚集就被我打垮了，你的同盟国也不敢来支持你。就像打伊拉克一样，其他阿拉伯国家，约旦也好、埃及也好都不敢去帮助他，尽管他们也十分不满。然后还要“堕其城”，孙子把人家的城池、国都都给毁了。以前都是很温和的战争，现在要“掠于饶野”，就是抢人家的粮食，因粮于人嘛，纵兵大掠。这都是孙子所提倡的，《孙子兵法》里面并不都是好东西，它是很富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东西。今天看来和我们和平崛起的主张是不一致的。当然，从整体来说它还是好的，否则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否定完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继承的了。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些很差劲、很残酷的东西，但是它反映的是当时战争形态的变化。

我一开始讲到孟子的话“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时的战法。秦始皇他统一了六国，但他的军队人家称之为“虎狼之师”。这个情况反映了战争向诡诈转变，战争的宗旨上向毁灭性的打击转变，绝对战争取代了可控的有限性的战争。美国和伊拉克打，就是可控性的战争，一战二战就是绝对战争。现在不可能再打绝对战争了，电视媒体太多了，你要是乱打乱杀，被曝光出来，舆论指斥你也受不了。《孙子兵法》时代，就是绝对战争取代可控性的战争的时期。南宋郑友贤他对《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两种战争形态做了很好的对比：“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大家再来看《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那段文字，“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可见在班固那里，也是认为《孙子兵法》反映了另一种形态的战争。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战争由军礼传统下的温和战争转变成了以诡诈为尚的战争，三国时期诸葛亮他们也是玩的这一套，最典型的就是周瑜打黄盖，骗得曹操这样聪明的人也上当了。应该说，周礼传统下的那种战争，是一般战争的异样形态，不应该是主流。在古代，战争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象毛泽东说的那样，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一种战争，应该是暂时的，次要的形态，大家打起来都要留一手。到了《孙子兵法》的时代，又使战争回到了战争本身的、符合军事规律的形态。这是第二个问题，诡道指导下的战争。

最后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兵家的传统。《孙子兵法》，有人说是五千九百多字，有的说五千八百多字，最多的整理出六千零几十个字，版本不一样，但是《孙子兵法》读下去可以读得很厚，很多人都靠这个混饭吃，我也是研究《孙子兵法》的，给什么企业家讲、给老板讲。但是说白了《孙子兵法》也就是两个字：算和骗。核心的含义就是打仗之前的算，算怎么打对自己有利，算自己怎么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开打之后的骗，骗得敌人晕头转向，中自己的圈套。这是《孙子兵法》的最为核心的含义。

这反映了中国兵家的主流的传统，我总结了这样几点：一，功利主义传统。“三十六计”最为典型，它是功利主义到了极点的产物，是功利置于道德之上的东西。你看它的名字，什么“瞒天过海”啊，什么“借刀杀人”啊，反正怎么骗怎么有。全部讲的是骗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它是一种实用理性，很危险的。现在竟然有人提倡把《孙子兵法》运用到政治上去，那中国可就乱了，《孙子兵法》有些内容对敌人可以用，对自己的人民，对朋友绝对不能用。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是很危险的。但这确实是中国兵家的传统，而且是主流传统。第二个就是谋略优先传统。中国人也讲实力，但是特别崇尚谋略，“上兵伐谋”“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崇尚谋略的结果，好的地方就是同等条件下你可以占得上风，但是等到你的实力整个落后于人家的时候，什么谋略也挽救不了你。比如鸦片战争的时候，一百部《孙子兵法》也难以改变清朝被人家打败的命运，因为你用中世纪的武器和观念去同人家的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去打。第三，机会主义传统，孙子已经讲了，“夫兵之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你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原则，原则是不断被灵活性所取代的。第四个就是综合考虑的传统，《孙子兵法》是把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这是他的优良传统，在这里不再展开了。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演讲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