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连接我国与东南亚缅甸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陆路交通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这条古道从四川分两路进入云南在大理汇合后，向西途经大理州漾濞、永平，保山市隆阳、腾冲及德宏州梁河、盈江、陇川、瑞丽分别出境至缅甸密支那、八莫、瓦城（曼德勒）等地的一段，历史上先后属汉代永昌郡、唐代（南诏国）永昌节度及宋代（大理国）以后的永昌府辖区范围，因此人们一般都将其称之为“永昌古道”。

永昌古道的基本线路：东起大理下关接成都——昆明（或丽江）——大理段古道，向西经大理州所属漾濞、永平两县，过澜沧江进入保山市所属隆阳区至保山城。由保山城向西分北、中、南三线渡怒江，翻高黎贡山至腾冲县城。再由腾冲县城分三向四路经腾冲猴桥（古永）及德宏州梁河、盈江、陇川、瑞丽出境至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密支那、八莫、杰沙（江头城）、勐密、阿瓦（曼德勒）等地再转往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调查统计结果：国内段单线里程470——600公里不等，复线（含各路段的主线、支线等）总里程约1600公里。

据《史记》《后汉书》《华阳国志》《魏书·大秦传》《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及后来的诸多考证，永昌古道最早应开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中期，是当年民间商旅从我国四川等地经云南西部向东南亚、南亚各国输出蜀布（丝绸）、邛竹杖、铁器、瓷器等中国商品和从这些国家输入香料、珠宝、琥珀、海鲃等海外商品的重要途径。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先是西汉武帝采纳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的建议，在深入探查的基础上，派大军从四川向西征服西南夷地区的古滇王国及嶲·昆明等各个部落，派军民在益州西部的博南山、澜沧江一带开路设渡，向西设置嶲唐、不韦二县，首次将这条从我国内地经过滇西地区前往缅甸、印度等国的民间商道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经营范畴。至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原嶲唐、不韦两县以外的哀牢夷举国内附，地跨滇西、缅北广大地区的永昌郡建立后，为了切实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扩大对外交流联系，又将其纳入当时西南地区的官营驿道网络加以经营，多次征派军民刑徒自东向西进行大规模的扩修铺设。其中，特别是对叶榆（大理）至永昌间的西洱河谷、澜沧江河谷，永昌至滇越（今腾冲、德宏）间的怒江河谷、龙川江河谷等最为艰险的路段进行了有效整治，使之能够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经常保持畅通，由此开启了古代滇西边地持续开发发展的序幕，同时正式也拉开了我国中央王朝和与永昌徼外古掸国（在今缅甸中北部）、夫干都卢国（在今缅甸南部）乃至更远的南天竺国（今孟加拉及印度南部）、海西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开展工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序幕。

永昌郡在哪里（永昌郡人口）

又据《新唐书·地理志》、樊绰《云南志》《南诏德化碑》《元史·地理志》等书记载及相关考证，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统治云南，出于提升国力，强化统治的实际需要，在派大军征服永昌、越赕（今腾冲）、寻传（今缅甸密支那东北一带）诸部，设置永昌节度、軙（古“陈”字）化府和丽水节度等行政辖区的同时，对保山至腾冲间的高黎贡山、腾冲至缅甸密支那间的古永高良共山、梁河至陇川间的杉木笼山及盈江至缅甸八莫间的南牙山等多处通道要隘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整治，沿途修筑越礼城（今腾冲界头罗古城）、腾弯城（今腾冲西山坝古城）、利城（今梁河勐宋）、弥城（今盈江盏西）、镇西城（今盈江旧城）、些乐城（在今瑞丽）等军事城堡予以控制，为此后进一步沟通与缅甸中部古骠国、印度东北阿萨姆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明以来，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发展，滇西永昌边地各级府、县政区和诸多土司政权的设立及相关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各朝各代对古道的经营管控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加强，在多次征调军民进行大规模扩修铺筑，于古道必经的漾濞江、顺濞河、澜沧江、怒江、龙川江、大盈江上搭建多座铁索吊桥以利通行的同时，还沿途增设诸多邮驿站铺和关隘哨卡予以管控。这其中包括：元代云南行省纳速剌丁开设的云南通缅驿道及沿途15大驿站；明正统王骥三征麓川后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设立的司境马面、古勇、勐连、合泽（后改镇夷）四大古关；明万历邓子龙、刘綎征缅平叛后云南巡抚陈用宾修筑的腾越边地八关九隘；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傅恒征缅后沿驿道增设的诸多驿铺马站和汛地塘房；清道光二年（1822年）腾越厅同知胡启荣修建的沿边七十七碉、八十卡地等等。有效维护了古道的长期安全和畅通，为确保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更好地经略管控滇西边地，进一步加大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国抗战时期，由于东南沿海通道均遭日军封锁，中国政府为继续沟通与西方盟国的地面联系，输入我国抗日战场所急需的援华军用物资，先后于1938年和1945年两次组织数十万云南各族人民，在原古道途经的滇西、缅北地区修筑了连接中、缅、印三国的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两条通道。至此，这条前后沿用了2400多年，为推进滇西边地的开发发展和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古道才开始冷落下来，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

由于开发早、沿用时间长，古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各个时期的道路设施、桥梁渡口、商贸集镇、邮驿站铺、关隘哨卡、战场遗址、宗教庙堂和相关的碑刻题记等众多历史遗迹。对我们全面认识这条千年古道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在我国西南边疆开发建设和中外经贸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专业工作，素来对这条古老而神秘的通道抱有浓厚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广泛收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的同时，多次深入古道途经的保山隆阳、腾冲，大理永平，德宏梁河、盈江等地，对古道的走向里程、演变历史和遗迹分布状况进行了持续的调查。特别是在近些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又通过争取各级领导支持，将该古道列为保山市文物普查的重点对象，由本人牵头组成永昌古道专题调查组，先于2008年11月至2010年2月，用一年多时间对该古道在保山辖区内外的永平——保山，保山——腾冲（含北、中、南三线），腾冲——梁河、腾冲——缅甸密支那（境内段）等多条线路进行了全面地调查，发现或复核各个时期的文物遗迹140多处，填报文物普查登记表格120余份，并在《保山日报》《保山史志》《大众考古》等报刊上发表相关调查研究文章5万多字。之后，又按保山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安排，从2019年11月开始，在大理漾濞、永平，德宏梁河、盈江、陇川等地有关人员的支持配合下，用一个多月时间对文物普查期间尚未走完的大理州境内下关——漾濞、漾濞——永平，德宏州境内梁河——盈江、盈江——密支那（国内段）、盈江——八莫（国内段）、梁河——陇川——瑞丽——瓦城（国内段）等多条线路作了全面地补查调查，查实登记各个时期的相关遗址遗迹共60余处。以上实地调查，多是以步行的方式沿路进行实查，只要是古道途经的地方，不管山有多高、坡有多陡，都力争做到能走尽走，能查尽查，决不因途程艰险、环境恶劣而轻言放弃。期间，曾两次翻越永平县境内海拔2500多米的博南山，五次翻越保山境内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十余次出入中缅边境深山丛林中的各通道隘口，累计往返行程达2000多公里。调查中，大凡可以确认的古道遗迹，均严格按国家文物普查的标准进行测查记录，除必要的图像拍照和图纸测绘外，还从遗迹的名称、位置、时代、功能、现状和价值等方面逐一进行详细的测查记录，确保资料的准确无误。

经过这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复查，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查清该古道从大理到保山，从保山到腾冲及从腾冲经德宏各地出境的各主、支线路共18条（段）共1600余公里，发现或复核各个时期遗留的文物史迹200余处，为全面揭开古道的神秘面纱，展示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提供了十分充足的依据。为便于人们了解，现将多年来调查所知古道的走向里程、发展演变历史及遗迹保存情况按地理分布自东向西加以系统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