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编修完成的《明史》中虽然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这篇传记却比较简略，总共只有700多字，主要记述的是郑和船队前几次航行的情况，并列出了许多海外的地名。在该传记中，郑和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对他的评价也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最后说他“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之后“亦老且死”，既看不出他生于何时何地，也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从明代的其他史料中，我们还知道郑和是明朝宫廷的内官监太监，官秩正四品，是级别最高的太监，所以后来才被任命为率队下西洋的正使。

郑和原名叫什么名字（郑和原名叫马和）

《明史·郑和传》中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却无处可查。云南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区）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土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了马哈只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直怀念着故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土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但他本人却因一再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直至十二月才离乡返京。这应该是郑和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珍视，特意在《故马公墓志铭》碑阴右上角刻下那段文字，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但后来在数百年时间里，这块证明郑和身世的石碑被弃诸荒丘，无人问津，直到此次袁嘉谷前来寻访。

这块被称为“马哈只碑”的石碑除了证明郑和的籍贯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有关郑和身世的重要信息：一是郑和原名马和，出身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哈只”。只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只”的称号；二是郑和的家庭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为云南与圣地麦加相距甚远，千山万水阻隔，往返约需两年时间，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时即去世，当时郑和只有11岁，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两者之间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基于这些重要信息，学者们便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郑（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一个元朝官宦世家。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征云南，马和之父在抵抗明军的战斗中阵亡（或自杀）。11岁的马和被明军掳获，带到北方，被阉割为太监后送入燕王府，成为燕王朱棣的随从。后因功劳卓著，深得燕王信赖，被赐姓“郑”。燕王称帝后，擢拔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并委之以出使西洋的重任。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世，郑和在为其父立的墓碑铭文中才有意隐去了其父亲和祖父的真实姓名，而用称号“哈只”代之；只写了其父的生卒年代和岁数，而不提死因。因为郑和当时深得永乐皇帝信任，如果暴露了自己元朝旧臣的家世背景将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

云南昆阳马哈只碑的发现，解开了郑和家世之谜，也给了学者们一个启示：就是通过寻找碑刻、实物，再与文献相印证，来“还原”郑和。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每次出洋往返均来此地，郑和也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タ，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镌嵌了一块《通番事迹记》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块石碑后来不见了踪迹，也无人知道碑文内容是什么。1935年夏，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鹤声查阅四库全书时，发现明代钱谷编著的《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中载有《通番事迹记》碑文，遂将其公诸于世。碑文共826字，记述了七下西洋的情况，各次往返的年代，所至各地的名称，以及前六次下洋中的重大事件。郑鹤声在对《通番事迹记》碑文考订时，发现除了第一、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其余各次均与《明史》等文献记载不同。由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记载的混乱之处。但遗憾的是，这块很有价值的《通番事迹记》只有碑文，未见真碑。

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候风之地，这里也有一个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记》石碑，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这块碑的记载，派人到处寻找，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王伯秋是文化人，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关学者鉴定研究。后福建省立图书馆长萨士武就此碑撰写了考证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灵应记》碑文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除了赞颂天妃的护佑功德外，还记载了历次航行的时间、船只、人员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抗日战争期间，王伯秋曾将“天妃灵应碑”北运寄存于安全之处。战后由于王伯秋离职，石碑的下落再次不明。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南平一仓库中找到此碑。“天妃灵应碑”现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福建省级文物，200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

学者们分析，郑和奉命第七次出使西洋时已60岁，预感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远航。永乐皇帝已在6年前去世，而朝中反对下西洋者大有人在，身后之事实难预料。因此，他想以立碑的方式来留下自己一生航海事业的记录，给历史、也给后人一个交代。宣徳五年接到再次出洋的诏书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郑和于次年春天在太仓天妃宫刻立了“通番事迹记”碑，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后，又于年底仲冬时节在长乐天妃宫刻立了“天妃灵应记”碑。一碑两刻，分立两地，体现出了郑和的良苦用心：一旦一碑被毁，还有一碑。太仓离南京近，石碑易被发现遭损毁，长乐遥远偏僻，石碑能长期保存，而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两碑既立，郑和便安心地踏上了西去的航程，两年后为国殉职，客死异邦。

这两块碑名义上是感恩天妃神功护佑，实际上是记录七下西洋史实。“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虽然两碑署有郑和、王景弘等七八个人的姓名，但主要应出自郑和之手，至少是他审定后才刻立的。“天妃灵应碑”甚至可以说就是郑和的自传，碑文通篇以“我”“余”“和”等第一人称表达，采用“自述”的语气书写。正如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所说，“马哈只碑”是郑和前半生的自传，而“天妃灵应碑”则是郑和后半生的自传。如果没有“马碑”和“天碑”，后人对郑和的认识将会是一片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