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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分为两期，第一期作战从日军6月12日攻占安庆开始，到8月下旬日军在九江等前进基地集结完兵力止，目的在于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和集结兵力。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时间（武汉会战时间地点）

第二期作战从8月22日日军全面进攻武汉开始，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三镇为止。

这是保卫大武汉的高潮时期。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攻占安庆起，到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止，历时4个半月。

中、日双方在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动用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3个航空团、1个海军航空队、海军舰艇140余艘，作战中补充达四五次，兵力达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告终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师团多达20个半，国内只留下一个近卫师团，还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

中国方面投入会战的部队有120多个师，调用了所有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与空军的部分部队。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运用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的大会战。

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死伤达20万，另有15万人病倒。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低劣，素质良莠不齐，伤亡倍于敌人。几十万忠勇的将士以血肉之躯，抵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凶猛进攻，舍身殉国，埋骨青山。

他们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使其战略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豫湘桂作战为止，正面战场形成拉锯对峙状态。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中，中国海军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海军承担的任务是，堵塞长江水道，实施水雷作战，封锁港口，协同陆军进行要塞守备战。

自马当至武汉附近，中国海军敷设大量水雷，封锁长江水道，阻制日军舰艇沿江进攻的行动。马当沦陷后，水雷战区域转到九江以上、汉口以下地区。中国海军协同陆上作战，在众多布雷区和预设布雷区加紧敷设大量新式水雷，炸毁炸伤敌舰艇众多，迟滞了日军沿江跃进作战，有力地配合了陆上的防御作战。

在布雷工作中，遭敌连续空袭，海军损失甚重，布雷小艇损失10余艘之多。海军还派出敌后别动队，沿长江水道施放漂雷，也予敌舰船以巨大杀伤，对敌人的水面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海军还直接参加了保卫武汉的要塞守备战。原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官兵，将所属海圻、海琛、肇和三舰的火炮拆下，舰船沉入南京附近江中以封锁长江，人员改组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戍守武汉外围的江防。

所部携带海军陆战队的野炮和拆卸下的舰炮，分驻田家镇、湖口、马当等要塞，配合陆军部队实行守备作战。在要塞守备战中，他们发挥了炮兵威力，予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许多海军官兵血洒疆场。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和炮舰“江陵号”等巡防武昌金日镇，与敌机群激战，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三架。敌机以“肉弹”自杀性攻击，连人带机栽撞中山舰。中山舰及炮舰“江陵号”沉没。

在整个武汉保卫战过程中，中国空军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当时进攻武汉的日军空军部队是德川好敏中将率领的航空兵团，辖第一、第三、第四飞行团。另外，还有海军航空部队的第二联合航空队。拥有390多架飞机。

中国方面连同苏联援华的志愿空军在内，防守武汉和广州战区的作战飞机为225架，大大劣于日军。

在日军向合肥、九江集结兵力的前后，日军空军航空兵团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以近400架飞机，利用长江水路充分供应燃料、弹药、器材的条件，连续出动，轰炸中国军队阵地，以及汉口、武昌、汉阳、长沙、南昌等地，攻击水上船只和武汉附近的铁路，为其陆上部队的进攻创造条件。

在其集中兵力轰炸武汉附近铁路时，平均每公里投弹量达160枚，守军完全靠抢修来维持战时运输。

中国年轻的空军为保卫武汉，英勇出战，炸沉炸伤日海军溯江作战的大批舰艇，支援了地面部队的防卫战斗。他们先后出动数十次，炸沉敌舰12艘，击伤29艘，许多忠勇的飞行员牺牲了生命。

6月26日，空军大队长沈崇海驾机赴安庆轰炸敌舰，不幸机身中弹，油箱着火，他放弃跳伞脱身，毅然驾机冲击敌舰，同归于尽。7月3日，中国空军出动4次，轰炸芜湖、马当、东流、香口日军机场、阵地、军舰，炸沉敌舰5，伤2艘。

为打破日军控制制空权的企图，中国空军还多次与敌进行空战。较大的空战有“二一八”空战、“四二九”空战、“五二一”空战和“八三”空战。

2月18日，日军大队飞机又来轰炸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奋起迎战。经过激战，击毁敌机13架，中方损失飞机4架。

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之、李鹏翔牺牲。此后2个多月，日军飞机不敢侵入武汉上空。

4月20日，驻孝感机场的中国空军击落1架敌机，从缴获文件中得知，日军准备在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的这一天，大规模空袭武汉。指挥部立即调动中苏2个大队的战斗机到武汉。

4月29日午后，敌人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武汉三镇窜犯。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共两个战斗机大队，70余架飞机起飞迎战，痛歼敌机。

是役，击落敌机21架，中国方面损失2架。飞行员陈怀民在与敌机搏斗时，机身中弹起火，在机身下堕的瞬间，毅然猛撞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抗日英雄，将武汉某街改为陈怀民路。

5月21日中午，日军战斗机36架、重型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立即派机迎击，在汉口北方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击落日机14架，中国方面损失飞机2架。

8月3日为武汉最大的一次空战。上午9时许，日军战斗机50余架、轰炸机18架向武汉进犯。中国空军部队起飞拦截，于武昌上空激战30多分钟，击落敌机14架，俘获敌飞行员6名。空军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孙金鉴壮烈殉国。

为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嚣张气焰，扬我军威，5月19日，中国空军派队飞到日本本土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告日本国民书》等传单，大大鼓舞了武汉军民抗敌的斗志。

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队员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其中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

保卫大武汉，全民族掀起了抗战的高潮。各党派放弃前嫌，通力合作。各阶层人民，爱国华侨都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慰问劳军、募捐献金、宣传鼓动、肃奸反特等支援前线的活动，大大鼓舞了前方将士奋勇作战的士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

当时的武汉，集中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人士，兴起了抗战救亡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武汉原有大小报纸不到30家，在武汉会战期间，创刊和复刊的报纸杂志达47种。中共《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杂志也在武汉创刊。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不断涌现。到武汉失守前，群众救亡团体多达七八十个。

他们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慰劳队到大街小巷宣传抗战，到前线劳军，慰问作战负伤的将士。艺术家、作家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创造出了众多壮怀激烈，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

著名的《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大武汉》、《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就是从武汉传遍全国。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群众性的歌咏队，合唱团不断涌现，仅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亲手创建的就有60多个。这时的武汉，人人都唱抗战歌曲。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

4月9日是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音乐日。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上集中了武汉所有的歌咏团体，冼星海指挥千余人的全场大合唱，然后举行歌咏大游行。

8月9日，武汉举行“保卫大武汉”歌咏火炬大游行。冼星海指挥武昌3000多歌咏大军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大武汉》、《中华民族不会亡》、《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队伍进入汉口三民路中山铜像前会合汉口歌咏队伍，两条火炬的洪流汇成1万多人的歌咏大军，在军乐伴奏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汉口闹市区游行。

9月18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上海大戏院举行纪念九一八大会，各团体300余队分区进行演讲、演剧、歌咏等宣传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军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出现了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热潮。

7月7日至9日，武汉各界为支援前线，发起为期3天的献金活动，踊跃献金者上至军政大员、国共两党领袖、社会名流、外国友人，下至工农兵学商、老幼妇孺、乞丐、妓女，因献金人数太多，原定3天期限又延长两天，到最后一天深夜，来献金的人流仍如潮水一般。

献金人数达50万人以上，多者上万元，少者几文钱，献金总额超过100万，这在当时是一巨大数额，此外还有药品、衣物等物品。蒋介石、林森、周恩来、毛泽东等都参加了献金活动。

献金运动直接支援了前线将士，也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献金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中华儿女高度爱国主义的精神。

“七七”献金后，成立了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总委员会（简称慰劳总会)。慰劳总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为前线将士做慰劳袋和写慰问信运动，要求在1个月内完成30万个慰劳袋和30万封慰劳信。在各界民众的积极行动下，装有慰问信和药品、日常用具的慰问袋如期分送到前线将士手里。这个运动由武汉兴起，发展到全国各个地区。

9月2日，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号召征募棉背心100万件、旧衣100万件，希望10月底前完成。爱国同胞热烈响应，捐赠活动异常踊跃，纷纷将棉衣等衣物送交各界抗敌后援会，再分期分批送至抗日前线。征募活动如期超额顺利完成。募集棉背心99万余件，旧衣500余万件，捐款数千元。

9月中旬，武汉各界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带有慰劳品、演剧队、放映队，同时分头出发。到江南战场的慰劳团，由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简泰粱等带领。到江北战场的，由冯乃超、沙千里、钱俊瑞、金山等组成文化界前线慰劳队。还有分赴华南广州等地，华北山西、河北等地的两个慰劳团。

10月10日，宋美龄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会会员，携带物品到各城防部队进行慰劳。

国际友人也云集武汉，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热情支援。著名美国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吴德施主教都在武汉，支援中国抗战。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书记唐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辗转到武汉，参加反战工作。

绿川英子在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致中国前线士兵慰劳信》，声讨日军侵略罪行。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在武汉拍摄了纪录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世界学联组织的“国际学生代表团”，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等国际团体代表也来到武汉，声援中国抗战。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援华医疗队，阿泰尔大夫、柯棣华大夫等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捐助的钱和医疗器械，也来到武汉，救治伤员。

各界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使武汉疏散人口和撤退等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6月起，武汉就开始疏散人口，疏散学校，疏散物资，拆迁工厂的动员。7月，进入实施。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各部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到重庆。由于动员得早，组织的较有秩序，到武汉沦陷时，市内人口不足5万人。疏散出去的学校师生，很快就能继续上课。

武汉内迁大西北、大西南的工厂有250家，约占各地内迁工厂数的57%，由外埠经武汉而后内迁的厂、矿有170家，拆迁、运出的物资为1.08万余吨，技术人员1万余人。

武汉的疏散、搬迁工作，规模最大，效果也较好，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而且有助于西北、西南新工业区的形成，保证了支持长期抗战的工业支柱力量。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始终坐镇武汉，至10月24日晚，始离武昌指挥部飞抵湖南衡阳。

30日，蒋介石为武汉撤退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指出：

号召全国军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广州沦陷，日军虽侵占了中国近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军民15个月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伤亡惨重。

至1938年底，侵华日军伤亡已达70余万人。加上占领区的日趋扩大，守备兵力的增加，造成作战兵力的严重不足。1938年日本新编了10个师团，全部投入侵华战争。为进攻广州、武汉，日本向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当时能派遣兵力的极限。

至该年年底，日本用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在伪满、朝鲜有9个师团，而在日本国内仅有1个近卫师团。

而当时苏联远东军的兵力则远远超过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力。

当时苏联远东军兵力为28个狙击师、18个航空兵团，而日本关东军仅为8个师团，朝鲜军1个师团。

同时，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军费剧增，开战以来的15个月，日本已耗军费100亿日元。这使日本国内财政困窘、税收奇重，人民生活不断恶化，日本国民和士兵的厌战、反战情绪不断增长。

中国方面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虽连续战败，蒙受重大打击，但广大官兵们的奋勇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大量组建新师，至1941年，作战部队已达到296个师、29个独立旅，全部兵额约达300余万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又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使日军前线与后方都受到攻击，进退两难。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英、美、法等国因不满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

日本统治集团一直担心的战略被动态势终于出现了。

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并实现其侵占中国的既定目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前一阶段的侵华方略。日本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下，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改变为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伺机进攻”和确保占领地，并转移其部分主力对敌后的共产党抗日军队展开“扫荡”。

早在1938年6月10日，日本内阁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五相会议，决定：

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决定：

这一“对策”的决定，为其后“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并举”的侵华策略的出台埋下了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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