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近代中国史，人们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是片片国土的沦丧，还有一则又一则城下之盟，尽皆屈辱与黑暗。但同时，它又是一部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们救亡图存、探索与斗争的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列强侵略，清政府丧权辱国，国家主权遭到破坏，领土也被一次次侵蚀。彼时中国，处于列强与帝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朝廷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至1894年甲午战争后，这种危机更是进一步加深，东西列强的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遭受极大刺激，不同政治派别的先驱者们发出了“自振”“维新”等口号，踏上各自的救国之路。

清末救亡图存的各路志士中，孙中山无疑是思想最为进步的先驱者之一，这从他建立革命团体的宗旨中就有所体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在《章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忧患：“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建立兴中会之宗旨，正是要救黎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第二年春，孙中山赶赴香港建立香港兴中会，在《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振兴中华”。

黄兴简介资料（黄兴国）

晚清以来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不在少数，具有危机意识的志士们也曾发出过国家要“自强”“自保”之类的呼喊，但像“振兴中华”这样思想明确，又具有现代意义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孙中山不仅是思想上的先行者，而且还亲自付诸实践，1895年，他筹备发动武装起义——广州起义。遗憾的是由于走漏风声，广州起义未举先败，孙中山逃亡海外，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陆皓东不幸被捕牺牲。

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与九州友人合影。

从这一年（1895）开始，孙中山踏上武装反清的革命征途。这个时期他的思想非常明确，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为挽救中国，孙中山认为必须先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挽救之法”。这个阶段，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但他的革命纲领中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思想。而是认为要实现独立自强，首先解决内部问题，即打倒进行民族压迫、对列强谄媚软弱的清朝政府。不过，孙中山的观点与清代社会，尤其是会党中一直存在的“反清复明”民族主义思想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仅仅要推翻满清王朝，同时还要将帝制推翻，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家。

这个思想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其后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在反清革命中，他屡败屡战，不屈不挠，还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一批年轻的革命志士。武装革命的同时，孙中山也在不断思考未来中国的出路所在，为此他在东西各国进行考察，博览群书，了解各种新兴的政治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已关注到社会主义思想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当年比利时的《前进报》《人民报》以及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都报道了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的情报和执行机构）的经历，《人民报》的报道中还刊载了孙中山发表的一段言论。这篇报道中，孙中山说：“几年之内我们就将实现我们最大胆的设想，因为我们的行会和同业工会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

由于历史条件有限，此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固然不够成熟和全面，但至少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思想早在清末革命时期就已对他产生影响。当时他与欧洲、美国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的广泛接触，也对社会主义众多流派的著作进行过研究。上海孙中山故居中也藏有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相关著作。

／1911年底，身穿制服的孙中山在南京留影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引起全国连锁反应，各省相继宣布独立，革命了十几年的领袖孙中山被迎回国内，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后，袁世凯出山，与南方达成协议后，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在袁氏逼宫中走向灭亡。帝制终结，民国缔造，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了。对于孙中山而言，反清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帝制的民权革命看似都已实现，他似乎可以退出政治中心，全心投入民生建设中去了。只是这位诚挚的革命先行者哪里想到，中国的诸多问题并不会因为一个王朝的灭亡而解决，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等待着他。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临时大总统职位交予袁世凯。1912年3月31日，也就是孙中山解除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前一天，他出席南京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孙中山明确说出了自己卸任后的计划：完成民族独立和建立共和制度后，他将致力于民生主义和社会改革。他甚至具体提到将铁路、电气、水道等一切大实业收归国家，不使其为私人独享而形成阶级压迫。他认为在中国工商未发达，未形成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抗拒社会革命，因而比英美诸国更容易实现社会主义。

孙中山这篇演说一度引起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者们的关注，部分内容被翻译成法文后刊载于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人民报》以及法文杂志《社会主义运动》第243期，后来又由法文翻译成俄文，登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涅瓦明星报》第17期。孙中山自卸任后，从1912年3月底至12月，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40多次，几乎所到之处，一有机会他便会反复宣传这些观点，甚至对《文汇报》的记者说，自己“固一热心之社会党人”。这9个月中，孙中山到过山西、山东、安徽、江西、福建等诸省发表演讲，涉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实业建设等问题不少于25次，尤其是10月14日至16日，他于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系统演讲了社会主义学说，并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演讲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

可以确定，自清帝退位、孙袁交接后，孙中山的确对社会主义学说抱以极大热情，并真诚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治愈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良药。这时的孙中山还乐观地认为“政治之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之革命。社会革命比诸政治上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1912年年底，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正式提出“节制资本”一词，并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同时，他还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工人者——人类之功臣”。不过孙中山的主张仍偏向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精确不磨之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已比反清革命时期迈进一大步，他始终都在为当年兴中会时期提出的“振兴中华”之目标而奋斗。民初短暂的安定让孙中山一度沉醉于社会革命和祖国实业建设之美梦，他四处考察，殚精竭虑，对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与斗争缺乏应有的关注，甚至认为要实现社会革命，“必须以30年手段从事”。然而残酷的现实连3年也没有给他，随着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袁世凯集团矛盾愈演愈烈，转眼第二年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案猝然发生。

宋教仁这位国民党青年领袖的陨落击碎了孙中山对袁世凯政府的幻想。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与袁世凯矛盾白热化，就在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为宋案进行追凶之际，袁世凯已秘密下达动员令，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盐税和海关税做担保，向列强大借外债，决心以武力平定南方的国民党势力。1913年5月6日，袁世凯政府下达“除暴安良”令，随后北洋系将领纷纷响应，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人，攻击他们是“危害民国”的罪人，并表示已“枕戈待命”。5月20日，袁世凯终于彻底摊牌，发表“传语国民党人”长电：“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至此，孙中山全心投入建国的美梦破灭。随着袁世凯步步紧逼，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缺乏积极的应对机制，直到7月上旬，才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起兵武装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革命阵营中本身主张就不统一，各行其是，又缺乏统一领导，犹如一盘散沙。反观袁世凯的北洋军占尽优势，对付缺乏实力的革命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镇压。孙中山、黄兴被一夜打回辛亥前，被迫踏上流亡海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