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一百年后的中国，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皆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带领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征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儿女，他们勇敢肩负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那么义无反顾，那么无怨无悔。而王稼祥，无疑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人物。

王稼祥生平简介（王稼祥是哪里人）

王稼祥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中还有两个姐姐。由于祖父已经去世，父亲王承祖又长年在外经商，所以王家由祖母吴芝当家。

祖母吴芝虽然是农村妇女，但却知书达理极善持家，对于唯一的孙子更是异常疼爱。受此影响，王稼祥从小就是家中的宠儿，读书上学后又成为了学校的宠儿，各项成绩都很出色。

父亲希望儿子可以接管家业，可王稼祥却坚持要求继续读书。十六岁时，他考入安徽南陵的乐育学校和芜湖的圣雅阁中学学习，期间迅速接受了新思想和新理论，成了一名热衷于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

1925年9月，王稼祥在上海加入了共青团，从此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步伐。因为思想积极上进，他很快获得了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机会。

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对俄语和英语的学习天赋，王稼祥的进步飞速，理论素养和水平也一日千里，成为了当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这些收获，他还结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同志。

期间，在苏联留学的中国青年有很多，比如王明、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陈昌浩等人，他们因为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主张而迅速走近，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也包括了王稼祥在内。

不过，这个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松散团体，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但却因为太过于理想化而脱离了实际。尤其是，他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出现了明显的“左”倾错误。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国民党中的实力派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此开始，共产党人被迫还击，不仅创建了人民军队，而且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危难之中，王稼祥于1930年受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潜伏于上海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从此开始，他逐渐发现国内的实际情况与苏联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如果只是一味地机械化照搬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势必会吃大亏，势必难以成功。

顾顺章被捕并叛变后，中共中央总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开始逐步迁入苏区进行工作。在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稼祥出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结识了和他经历不太相同的毛泽东等人。

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苏区内的龙冈地区，这里曾是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告捷之地。那一年，王稼祥25岁，毛泽东38岁。他向毛泽东简要讲述了自己在苏联学习和在上海工作的情况，而毛泽东则向他讲述了中央苏区这几年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这次见面，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同样，王稼祥也对毛泽东在初次见面中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和磅礴大气终身难忘。据《王稼祥传》记载:

由于王稼祥善于学习和观察，更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独立思考。所以，他并没有像其他留苏派人员那样，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盲目遵照王明指示，盲目鄙视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

随着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王稼祥对于革命前途更是信心百倍，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甚至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身负重伤，也没有过任何的动摇。

1933年4月，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中发动空袭，王稼祥被炸成了重伤，连肠子都被炸穿了，一度生命垂危。面对蒋介石的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非常匮乏，医疗条件更是异常艰苦，连起码的止痛药和麻药剂都没有。

就这样，王稼祥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竟然硬生生扛过了八个小时的手术，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即便“关羽刮骨疗伤”也不过如此了。可惜，因为条件有限，导致体内的弹片无法取出，只好采取了保守的疗法，也为他今后的身体状况埋下了隐患。

博古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突破国民党封锁线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遇了巨大的军事挫折，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因为洛甫、王稼祥和毛泽东同在中央军委纵队中行军，所以有了更多的机会相互交流和探讨。在严峻的事实面前，经过毛泽东的透彻分析，王稼祥明显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支持重新调整红军的领导权。

遵义会址

当会议进入到公开讨论阶段后，洛甫第一个发言驳斥，以详尽的事实和依据指出了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中的明显错误。一时间，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双方各持己见。

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向来文弱含蓄的他，竟然站了起来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义正言辞地指出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发言的最后，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经表决，中央决定重新确立毛泽东对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还决定由洛甫取代博古，作为新的中央总负责同志。以至于，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王稼祥这“关键的一票”。

懋功会师

在翻越夹金山时，王稼祥的旧伤发作，肠子已经严重发炎流脓，甚至还有蛔虫爬出。而且，恶劣的自然环境已经不能再继续使用担架，他只能忍受剧痛步行，踉踉跄跄地坚持着。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眼见中央受损严重，竟然野心膨胀，在战略方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两河口会议上，围绕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展开了辩论，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上的方针，还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毛泽东和张国焘

为了维护红军队伍的稳定，王稼祥与李富春和刘伯承等人组成了中央慰问团，深入到红四方面军基层慰问并且宣传中央的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建议下，他与张国焘进行了私下谈话，从晚饭后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多钟。可惜，依然未能真正说服张国焘追随中央北上，未能结束分裂倾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终于摒弃前嫌联合抗日，成功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狂言。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他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主要内容包括两点:

第二，提议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应以毛泽东为核心。

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为临时总负责的洛甫诚恳地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新的总负责人。不过，由于共产国际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职务和要求，毛泽东还是建议洛甫继续担任总负责。据李维汉回忆录《回忆与研究》的记载:

洛甫的“主动让贤”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却主动将重要工作交给了毛泽东，自己只负责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等具体事务。期间，王稼祥积极协助洛甫开展工作。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引起了全党的一致共鸣。此后，他进一步解释和宣传这一概念，为后来“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1945年4月23日，党史上意义深远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此次大会，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召开的最重要会议，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547人，候补代表有208人。

七大会址

作为“七大”的主要功绩，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据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然而，就在七大召开的前夕，王稼祥的病情却再一次恶化了，只得请假休息。虽然是主席团提名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他却只得到了204张选票，遗憾地落选了。对此，杨尚昆在1997年7月还专门进行了回忆:

到了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的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了一篇《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其中，他高度评价了王稼祥参加工作以来的系列功绩，又谈到了落选中央委员一事:

通过毛泽东的讲话，代表们加深了对于王稼祥的认识和了解，终于选举他成为了候补中央委员。不过，由于长年的伤势未愈，他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再次前往苏联治病。

在苏联期间，王稼祥辗转寻找到了贺子珍的下落，还将她从精神病院里解救了出来。之后，他将贺子珍和女儿李敏的情况详细汇报给了毛主席，终于促成母女俩回到了祖国。

1947年5月，王稼祥回国后担任了东北局委员，兼任东北城工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为解放东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稼祥非常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推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他认为，北京在地理位置上靠近苏联，国界线虽长但却不用担心战争，山东半岛和辽宁半岛也能用来防卫来自海上的威胁。而且，最近的明清两朝也都把首都定在此处，老百姓的心理上也易于接受。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递补成为中央委员并开始参与筹建新中国的前期工作。期间，谈到他建国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主席特意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经过一天时间的考虑，王稼祥认为自己虽然从事过理论和宣传工作，但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又通晓俄文和英文，因而更适合担任驻苏联大使。不可否认，宣传部长为正部级，但驻苏大使只是副部级，淡泊名利的他显然没有太在意这些。

1949年10月6日，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就签署命令，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同时，他又被任命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接归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领导。

在赴苏联上任之前，毛主席还托他给斯大林带去了一封亲笔介绍信:

11月10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正式提出毛泽东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且还要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从此开始，王稼祥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洽和保障工作中。

毛主席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三点，分别是祝寿、签约和借款。斯大林寿诞庆祝活动结束后，毛主席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公开表示:

就此开始，中苏两国立即就条约的签订问题展开了磋商，毛主席指示由周恩来率队赶赴莫斯科跟进具体工作。就这样，王稼祥不仅直接参加了会谈，还承担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对稿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和反复修改。

毛泽东和斯大林

在中苏结盟这一历史事件中，身为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外部环境。到了1950年夏，他的身体又一次亮起了红灯，只得前去捷克进行治疗和休养，驻苏大使一职交给了洛甫接任。

回国后，王稼祥主持中联部的工作，将党际外交活动也搞得风生水起。

1956年9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共邀请了六十多个兄弟党派的代表参加。期间，王稼祥一直负责对这六十多个代表团进行接待工作，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得到了周总理这样的评价:

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浮夸风”的开始，曾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就多次提醒，我国不要重蹈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在某些人的歪曲下，他对“大跃进”的建议竟被污蔑为意见，开始受到批评。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和平大会”。中国政府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自己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和审定了一系列的文件。

不过，由于讲话稿中体现“和平”和“裁军”的字眼用得多了一些，体现“反美”和“斗争”的字眼少了一些，引起了几个亚非国家代表的不满。他们甚至表示: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

到了1966年，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开始，王稼祥党内的职务虽然没有被解除，但相关会议他已经不能参加了。在他中联部部长的职位被刘宁一取代后，还被要求搬出中南海，到了北海后门的一处住所内闲居，不久就遭到了批斗甚至是关押。

1969年10月，王稼祥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接受劳动改造。由于严重的旧伤和并发症，他经组织同意后返回北京治病，境况改观了不少。

1972年6月，朱德代表毛主席看望王稼祥，还对他表示:

受此鼓励，王稼祥立即动笔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许多错误，还表达了希望重新出来参加工作的愿望。

周总理

不过，他在得知某些人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映射周总理时，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的灾难，遂变得忧心如焚。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与世长辞了。

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