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碑

宣铁吾喜形于色的原因（宣铁吾喜形于色的意思）

挺进师的组建和战略任务

1935年1月，进军皖南的红10军团失利。时任红10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率红10军团先头部队800余人，经过数次激战，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德兴、横峰边境的篁村一带，与闽浙赣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突围出来的部队，计有1个迫击炮连（无弹药）、1个重机枪连（少量弹药）和21师的步兵第5连，以及军团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月15日电示，以红10军团余部为基础，加上闽浙赣军区红30师第1团100余人，共538人，步枪455支，轻重机枪12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师下面不设团、营、连，只编成3个支队和1个师直属队。支队规模实际上相当于连队，但其主官大都由团级干部担任，师部司、政、供、卫各部俱全，但干部配备极其精干。中革军委和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战略任务是：经过闽北，深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策应邻近游击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远征行动。

粟裕（1907—1984）共和国大将

刘英（1903—1942）

浙江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腹地，是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是名副其实的“党国后院”。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更没有作为红军依托的革命根据地，要在这里开创斗争局面困难重重。如果设法克服困难，在浙江境内建立起新的革命战略支点，那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背部插上一把尖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开辟浙江地区虽然存在严重的困难，但也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浙江的丘陵、山地约占全省面积70％，特别是与闽赣交界的浙西南和浙南地区，峰峦绵延。仙霞岭、雁荡山、括苍山山脉横亘其间，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环境隐蔽，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浙南地区同样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群众基础。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浙江许多地区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浙江的萧山。浙江广大工农群众，对支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浙江人民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奋起抗争，尤其是浙南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在中共温州市委号召和组织下，浙南瑞安具的驮山、仙降，平阳县的矾山、马站，永嘉具的五、溪口等地的农民群众，从1928年春起，相继举行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并于1930年8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虽然红13军于同年冬遭到失败，被迫停止了公开的武装斗争，但一部分人员仍坚持分散的隐蔽斗争，保存着革命的火种。

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纪念馆

再者，近邻有皖浙赣边、闽北、闽东等几块红色区域和红军游击队，成犄角之势，可以互相策应，互相支持。最后，浙江局势有隙可寻。当时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被吸引到主力红军的北上途中和中央苏区周围，浙江地区的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红军可出其不意地乘虚而入。如果采取正确的方针，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挺进师在浙江适当的地方立足生根，是完全可能的。

挺进浙西南

3月中旬，挺进师在崇安县岚谷地区会合了原红7军团北上时留在闽北活动的两个连队。这支队伍留下后改为闽北红军第3团，共150余人，由原营政委洪家云任团长，会合后即归属挺进师。为了加强挺进师活动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挺进师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委会），刘英为书记。同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调整，将3个支队改为3个纵队。第1纵队纵队长王蕴瑞（兼），政治委员刘达云（兼）。第2纵队纵队长李重才，政治委员洪家云。第3纵队纵队长刘汉南，政委方志富。师直机关人员编成1个政治连。

王蕴瑞（1910—1989）开国少将

部队整编后，于3月20日从崇安岚谷出发，经浦城县境向东北方向进发，翻越闽浙赣边界的仙霞岭，于23日进入浙西南地区。26日，袭占龙泉县溪头（住溪），歼灭了国民党1个基于保安中队，缴枪40余支，俘敌30余人。接着又袭击了王村口镇，俘虏了驻镇警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从此，独立师拉开了开辟浙西南的战斗序幕。

斋郎战斗

云和会议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粉碎国民党军“进剿”

杨干凡（？—1937）

方志富（1910—1935）

小吉会议与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国民党军第一次大“清剿”

挺进师破敌部署

1935年9月20日，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主力在松遂龙游击队配合下对驻龙泉上田之敌，发起猛攻。守敌是第11师的1个团。经一昼夜激战，挺进师将敌击溃，毙伤敌100余人，俘敌4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从俘虏口中得悉守敌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同时获悉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清剿”的军事部署。挺进师领导感到问题严重，遂于21日在龙泉上田召集政委会议，分析当前敌我形势，以确定破敌方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挺进师的这一战略部署，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和1935年5月击破黄绍竑“进剿”时的对敌作战经验。显然，这是一个失策。首先，挺进师过高的估计了自身实力，过低的估计了敌人实力。这时的挺进师一次战斗最多只能消灭对手1个营，而且必须是保安团或地方武装。挺进师从干部到战士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轻敌思想，对国民党正规军尤其是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严重估计不足。其次，对敌人此次“清剿”的严重性、残酷性估计不足，以1000多人的兵力，面对70000多敌军，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针。为此，挺进师第2纵队和第5纵队第15支队约400人留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第1、3、4纵队和第5纵队第13支队共约700人跳出包围圈，出击外线。这种企图通过内、外线配合作战而达到调动敌人的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这样无论在内线还是外线的挺进师部队，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无法对敌形成绝对优势兵力。而当年的中央苏区，却是有10万的主力红军。而且，浙西南游击区面积不大，回旋余地非常小，留在内线的红军部队无论退到哪里，都避免不了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对抗，损失必然惨重。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罗卓英毕竟不是黄绍竑。

罗卓英（1896—1961）国民党名将

罗卓英，字尤青，号慈威，广东大埔人。是国民党陆军的名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是国民党嫡系将领陈诚的好友。1930年7月，34岁的罗卓英升任国民党第11师师长。1931年5月，他率第11师与第14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攻打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可以说，罗卓英是充分领教了红军的厉害的。但是他之所以被称之为名将，就因为他不仅善于治军，而且善于总结失败经验和教训。不光如此，他还是一名颇有文学修养的儒将。无论是从军期间，还是在炮火弥漫，战况紧张之际，也从不辍笔，曾著有《呼江吸海楼诗集》二册、《正气歌注》一册及《从政言论集》、《抗战言论集》、《赣行吟草》等。1935年，由于整军、治军成绩突出，年方39岁的罗卓英佩戴上了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想要击败这样的一个对手，没有那么容易，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1935年9月25日，刘英、粟裕按照“敌进我进”方针，率领挺进师第1、3、4纵队撤离浙西南基本区，进军浙闽边界。国民党追兵虽然只有5个团，但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和保安团队，仍有近8000人，兵力十几倍于挺进师。挺进师在浙闽地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往返周旋，每天都会发生数次遭遇战。而挺进师由于分兵两地，再加上武器弹药严重匮乏，遭遇敌人时无法依靠自身兵力给敌人致命一击，战斗往往打成对峙局面，最后只得被迫撤出战斗迅速转移。虽然挺进师指战员在粟裕的指挥下，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但也不可避免的使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和损耗。当1935年10月5日抵达浙南、闽东交界的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及其率领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时，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部队仅剩下100余人。

叶飞（1914—1999）开国上将

浙西南和闽东的同志们胜利会合，本来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团结一致对敌，取得一系列胜利的良好时机。但是此时的挺进师师长粟裕和闽东独立师师长叶飞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双方的这次会师最后竟然会演变成双方关系完全破裂。

血战浙西南

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和游击队，处境异常险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于10月30日在遂昌县淤头乡馒头岭落入敌手。敌人将他押赴第18军军部驻地丽水，利诱与酷刑并施，企图迫他就范。然而，黄富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于12月12日在丽水大水门外慷慨就义。坚守松遂龙边界基本区的第5纵队第15支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先进分子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浙南子弟兵。为保卫根据地和保护乡亲，包括第5纵队政委柯金发在内的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幸存者就地转入隐蔽斗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加入兄弟部队战斗行列。

黄富武（1908—1935）

土生土长的浙西南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原松阳县群众领袖、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凤生于11月初在龙泉县洋庄源被捕。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逼他招供。他大义凛然，横眉以对，后来被敌人残暴地钉死在墙上。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玉岩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玉岩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卢子敬于10月底在松阳县被捕，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由于寡不敌众，到1935年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但革命火焰并没有熄灭。敌人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共产党的干部和基本群众。留守基本区的红军游击队余部在浙西南特委副书记、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继续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

陈凤生（1902—1935）

卢子敬（1884—1935）

第2纵队浴血苦战

第2纵队纵队长李重才与政委洪家云研究决定，率领所部在以遂昌县胡岱口和江山县周村为中心的江遂边界开展活动。这一地区广大群众对红军有良好的印象，部队很快就同当地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军民相依为命。在群众协助下，第2纵队拔掉了游击区内最反动的一个敌据点——举淤口，活捉了罪恶累累的乡队附和乡长，并根据群众要求，就地正法。接着，2纵队乘胜奔袭了江山县峡口镇敌区公所，歼敌区自卫队1个班将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分发给老百姓。第2纵队在江遂边境连战告捷，使当地群众大为振奋，第2纵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然而，黎明前更显得黑暗。1936年4月，“四省剿总”在惊愕之余，纠集江（山）浦（城）遂（昌）等县反动武装，配合“清剿军”4个正规团，对江遂边界的胡岱口、陆坑源、周村、东坑一带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为保存红军骨干，第2纵队决定趁敌合围之前，撤离江遂边界，经龙浦老根据地毛坪向浙南转移。但在转移途中，第2纵队前后四次陷入敌人重围。在苦战中，纵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先后在浦城县庆元山、青草坪地区和茶坪地区英勇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幸存的20余名指战员，在当地党员帮助下隐蔽于山林待机。尔后在闻讯赶来营救的闽北游击区广浦独立营接应下，摆脱了敌人围困，转向龙泉高山、东坑桥一带活动。

李重才（1906—1936）

洪家云（1909—1936）

在这期间，刘英、粟裕从敌《东南日报》上得悉第2纵队在浙西南与敌苦战的消息。于是粟裕亲率一部兵力前来策应。5月间在龙浦边境的青草洋、岙头山地区与2纵队余部及闽北广浦独立营不期而遇。这时恰好侦得敌福建保安团一个连正从庆元县方向朝岙头山开进。于是闽北广浦独立营与粟部立即投入战斗。广浦独立营与2纵队余部在正面伏击，粟部从侧后夹击，一举将一连敌兵歼灭于运动中，生俘敌排长以下30余人。随后，广浦独立营返回闽北游击区，2纵队余部随粟裕回到新开辟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此时的第2纵队仅存张麒麟、曹景恒等7人。

张麒麟（1912—1942）江西横峰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政治指导员、中共浦县委书记、任中共闽浙边委书记等。1942年5月6日，因叛徒出卖，在遂昌县关川乡山井村被敌军包围，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

曹景恒（1913—1955）福建长汀人。1934年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政治部宣传组长。1935年3月编入挺进师第2纵队。同年5月任中共龙(泉)浦(城)县委成立县委委员、兼中共大北(忠信、游枫)区委书记。在龙、浦、遂一带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5月任江(山)浦(城)县委书记。1942年调任中共闽浙边特委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浙江省云和县县长、中共龙泉县委书记兼县长。1955年4月7日病故。

寿宁会师

开辟浙南、浙东游击区

1936年2月初，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并使之与群众工作紧密配合的方针。同时要求将公开发动群众与开展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据此，决定以挺进师第3纵队第7支队和第5纵队第13支队为基础，临时组建成浙西南独立师，粟裕为临时省委代表兼师长，谢文清任政委，张友昆为政治部主任。会后，粟裕、谢文清等率独立师西进。2月下旬在泰顺国岭地区全歼福建保安团1个连，缴长短枪50余支，重机枪1挺。4月上旬，又在缙云下丁击溃了前来袭击的民团1000余人，生俘其首领国民党军第46军秘书处长陈仿苟和大土豪李志仁。

谢文清（1906—？）

3月上旬，刘英率特务班配合地方干部和游击队40余人，在泰顺县富坪车头，歼灭浙江保安第4团一部，缴枪30多支。同月，成立中共浙南特委，辖福鼎、鼎平、瑞平泰3个县委。临委机关从泰顺移驻福鼎地区，并将鼎泰区划为临委直辖区。临委工作团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发动与组织群众，普遍地建立起贫农团、妇女团、赤卫队、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初步地巩固了新的阵地。

1936年8月，临时省委又通过浙南地下党员叶廷鹏等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叶廷鹏自红13军在浙南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过一番“孤军”奋斗后，于1935年冬，团结了吴毓、黄先河、杨进、陈铁君等一批革命青年，建立了一支武装小分队（初称“肃反队”，后改称浙南红军游击队），逐渐发展到100余人。1936年5月，成立了以叶廷鹏为书记的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

叶廷鹏(1889—1941)浙江平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任平阳万全区农民协会会长。1930年5月在平阳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13军攻打平阳城。1932年2月任中共浙南委员会书记，并组建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36年5月任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书记，1937年3月任中共浙南特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浙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1月5日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11月11日在平阳县水头牺牲。

浙南、浙东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张文碧（1910—2008）开国少将

宣遂汤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国民党军第二次“清剿”

牛童往会议，制定新的斗争方针

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事先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准备和预见。此前，挺进师主力曾利用有利时机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进攻，迅速扩展了游击根据地，但同时也又一次暴露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6年底，省委为迎接抗日的新形势，曾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19师番号，并重新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待到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游击区再次发起大规模“清剿”时，临时省委的头脑才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认识面临的局势。

但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这次国民党军的“清剿”却再一次给浙南游击区和挺进师造成意料之外的重大损失，而这一次遭受挫折的原因却是一个中国革命20多年来始终存在却也始终无法有效防范的问题——叛徒。

最艰难的日子

牛童往会议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直属队，北渡飞云江，进入浙东南瑞安的沙门山、肇平及永嘉纸山一带活动。1937年3月，临委决定由龙跃任浙南特委代理书记，统一领导浙南根据地各县工作。同时根据叶廷鹏、陈铁君等人的要求和中央特科指示，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和浙南红军游击队正式归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坚持浙南内线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在浙南侍委统一领导下，组成武装工作团，辖各地区武工队、组，武工队时而化整为零，避敌锋芒，时而集零为整，袭击分散之敌，化被动为主动。在浙东南，省临委还组织了1个白区工作团，由黄先河任团长，秘密进入温州市，开展工人和学生工作，推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红军游击队斗争。

黄先河（1913—1999）

正当浙南红军游击队展开艰苦斗争之际，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浙东南特委书记刘达云继罗连生之后投敌叛变，再一次出卖了挺进师和各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并且这个叛徒在得到国民党主子的重用后，对他曾经的战友和接待过他的革命群众举起了罪恶的屠刀，给浙南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的危害。然而富于革命传统的浙南人民，并不气馁，他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不屈不挠地与强敌周旋。

粟裕率领挺进师一部与敌人主力相对进。由浙南挺进浙西南地区。途经瑞安潮岭、潮际时，留下部分人员在梅山、李山地区，依托游击基点村打游击。主力部队取道青（田）景（宁）边境西进，直抵杭江铁路南侧。随后回到龙泉溪以北的松（阳）遂（昌）地区活动。3月11日，在遂昌门阵与坚持浙西南斗争的谢文清、刘亨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旋以宣遂汤边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

刘亨云（1913—1992）开国少将

然而，由于叛徒出卖了部队行踪，敌人依仗其绝对优势兵力，在地方反动势力协助下采用“拉网”战术，加之采取强迫移民并村，对群众严加控制等残酷措施，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虽然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不易为敌人发现行踪，但敌人多势众，致使红军游击队常与敌发生遭遇战。敌人一旦发现游击队踪影，就立即围拢过来，使游击队陷入困境。一次粟裕率部由浙西南庆元、景宁边境北进，当到达云和与松阳交界地区时，突然与敌遭遇。敌立即收拢“大网”，将挺进师部队围困在龙泉溪和松阳溪之间10多公里的“三角架”里。挺进师虽然施展了忽南忽北、打回马枪等战术，但仍难于甩掉敌人，并几度误入敌人的伏击圈，几陷绝境。这时，粟裕施展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部金蝉脱壳，声动击西，一昼夜强行军90公里，连打7仗，才最终摆脱了敌人。

开展政治攻势与首次和谈

早在刘建绪发动大“清剿”之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军区，在奋起抗敌的同时，就向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尔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这个攻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表示休战谈判。1937年3月，临时省委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快邮代电》。3月25日通过地下党组织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和上海等地邮局发出。临时省委“代电”发出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作出反应。5月2日，吴毓在临委地方工作团协助下，以浙南红军联络员名义同国民党军第19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派出的正式代表邓讱取得了联系。并商定先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会谈地点定在平阳县北港区。接着吴毓和白区工作团的黄先河、陈铁君，借停战之机，迅速进入浙东南游击区，向刘英汇报。刘英在平阳北港山门乡大墩村召集临委会议，商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同时决定以吴毓、龙跃和陈铁君3人为谈判代表（吴毓为首席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参谋董启文代替。

龙跃（1912—1995）

吴毓(1911—1943)，原名吴祖毓，浙江苍南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新四军驻浙办事处主任。1943年12月10日深入黄山匪巢，收编黄山土匪头目余汝苟，不幸被土匪暗算，遭枪杀牺牲。

5月7日，第一次谈判于平阳县山门畴溪小学举行，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边署政训处上校处员邓讱带1个参谋和随从人员如期赴会。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交换了对国内时局的看法与和谈意向。然而国民党内部对这次和谈意见不一。在内战前线的官兵想借此摆脱苦境，而南京当局则企图迫使浙南红军游击队就范，这就注定谈判必将出现曲折。对此，临时省委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刘英在谈判前夕，即离开险境，并借暂时停战之机，重新调整力量，以应付不测。

谈判中断后，吴毓、陈铁君、董启文3位代表，为避免暴露目标，没有直接返回临委驻地，而随同邓讱等到了平阳鳌江。在鳌江，吴毓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政治问题待后协商解决。邓讱表示同情，但他说他不能作主，须请示上司。随后得到答复是，蒋介石电令“停抚进剿”。于是历时17天的首次谈判宣告破裂。

陈铁君（1917—1961）开国少将

首次谈判破裂后，刘建绪奉蒋介石令偕第19师师长李觉等到浙东南内战前线瑞安、永嘉一带“督剿”。战火再次燃烧。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君在青田战斗中负伤被俘。陈铁君以谈判代表身份指责“清剿”军逆潮流而动，并要求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当面理论，后被送到衢州四省边署关押。与此同时，浙西南游击区也在进行恶战。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在龙泉县锦旗乡龙殿坑战斗中以身殉职。

许信焜（1914—1937）

重开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定

党中央十分关怀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命运。在得悉浙南红军艰难处境后，即请贺龙以刘建绪早年同学的关系，写信给刘，阐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对刘晓以民族大义。同时以乡情旧谊动之以情，劝刘化干戈为玉帛，“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临时省委直接向刘建绪发出通电，敦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刘为形势所迫，加之他的部队陆续奉命调往淞沪杭前线，遂表示愿与红军重开谈判。他释放了临委谈判代表陈铁君，让陈转交他写给刘英、关英、黄道等人关于停战谈判的信。同时把贺龙写给他的信也一并交给陈铁军送交刘英，以表示他的诚意。

胜利改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3月18日，粟裕奉命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583人告别浙南人民，从平阳山门出发开赴抗日前线途。经丽水时，黄绍竑从金华专程赶到丽水碧湖会见粟裕，并在大港头向部队作了团结抗日讲话，给部队补充了部分弹药和军装。部队途经遂昌县时，经交涉遂昌县政府释放了部分在押的政治犯。4月18日部队胜利到达安徽歙县岩寺，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部队北上后，刘英带领龙跃、谢文清、林辉山、吴毓、叶廷鹏、郑丹甫、张麒麟、郑海啸、黄先河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人员，继续在浙南坚持斗争。

林辉山（1906—1980）

郑丹甫（1910—1983）

郑海啸（1900—1987）

以工农红军挺进师为主体的浙南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参与下，以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顶住了国民党军一再掀起的“清剿”恶浪，终于迎来了胜利。在这场极其艰险的斗争中，浙南革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仅挺进师就有1000余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浇灌了浙南广袤沃土，培育出丰硕的果实，除了保存挺进师有生力量外，还发展了4000余名中共党员，建立起40多个县区级的党政组织和30多支县区级游击队，以及众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形成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继续书写着辉煌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