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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缵绪(王缵绪上将)

王缵绪(王缵绪上将)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遵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解决残存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争取工作。王缵绪(王缵绪上将)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大批国民党军纷纷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遵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解决残存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王缵绪(王缵绪上将)

王缵绪(王缵绪上将)

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大批国民党军纷纷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加速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覆灭,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起义将领时,曾指出:

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但这些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的部队,成分复杂,大致有以下4种类型:

二是地方实力派的部队或国民党内除嫡系以外的其他派系,如西北系、四川系、青宁马家军等。这部分军队长期受国民党嫡系的歧视和排挤,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但他们带有浓重的地方封建势力色彩。

三是一部分官僚政客乘国民党政府混乱之际收编的游杂部队,如四川的王缵绪、范绍曾等人的部队,这部分成分最为复杂。

四是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

上述部队,有一部分是真正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而起义的,但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的部队,人员复杂,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有很大的差距。

同时,由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压境或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在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以前,大多数部队没有共产党的工作和起义的思想准备。

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后,虽然脱离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但多数人的立场、思想、作风仍然是国民党的一套。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地区起义部队在起义后的半年时间中,共有22个大小单位共3万余人叛变,杀害西南军区派出人员100余人;新疆起义部队先后发生20余起共4000余人的武装叛乱;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后,仅第36军和骑兵第4师就发生叛变事件56起,人数达3200余人。

上述情况表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彻底肃清这些旧军队内的反革命影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对起义的高级将领和部队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和亲切的关怀,每当收到起义的高级将领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都亲自去电嘉勉,表示欢迎。

对起义的国民党军海、空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更是寄予厚望,勉励他们:

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空军建设的先锋。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在百忙中接见一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起义的高级将领,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

为了尽快将投诚、起义部队改造为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起义部队、起义将领必须首先做到公开通电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集团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坚持对起义部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另一方面在改造步骤、生活待遇、使用上给予适当照顾。

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致各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了对原国民党军军官的处理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略区都把改造投诚、起义部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下发了文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西南地区在全国属最晚解放的地区,也是国民党军投诚、起义部队最多、情况也最复杂的一个地区。

为此,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将改造投诚、起义部队作为1950年上半年的中心工作,并根据西南地区投诚、起义部队的情况,提出了:

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总的方针是,逐渐做到彻底混编。

在方法上,第一步按原番号不改名义、不换符号军帽,分别由有关军区或军负责集中整训。第二步按其实有人数,编成军或师,并应酌情照顾其高级将领,给以适当名义,对其中表现较好者,亦可分配以军师的主官职位。多余军组成专门训练机构,集中学习。

第三步在政治条件成熟后,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实行彻底混编。对于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应在政治上给予适当照顾。在军事上可允其保留原有部队,但需调离国防边境,按实际人数实行整编,给以番号,干部可以以原有者为主,由西南军区派少数得力干部去帮助其改造。

对于由官僚政客乘机收编的部队,第一步应严禁其扩大,并限期开离原地,到指定地点集中整编。第二步将老弱及劳动农民遣散回家,其余分编于人民解放军中逐渐改造,其干部除录用一部外,均集中学校训练改造。对于地方保安团队及游杂武装,应以分区为单位,限期另地集中整编。

根据上述方针和处理办法和各地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部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主动在前线起义和按照“绥远方式”起义,对加速战争进程起较大作用和较有影响的部队,在进行初步的教育后,授予番号,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如对张轸、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等部,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教育改造,使其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对其他被迫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部队及杂色部队,如对西南地区的起义部队,则首先派出工作团,对其进行整训,提高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然后拆散原建制,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各战略区选调了大批干部和优秀战士到投诚、起义部队工作。

第1兵团根据西北军区关于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入疆的人民解放军的1个师抽调配备起义部队1个师的政治干部,并具体分工:

按照这一决定,第1兵团共抽调干部1070名、战士153名和参军学生600余名到陶峙岳部工作。第19兵团抽调429名干部、战士到起义的第81军工作。华北军区先后选调近2000名政治干部到绥远董其武部工作。中南军区选调4000余名干部到陈明仁部工作。

西南军区组成4个军事工作团,分赴起义的第16、第7兵团和第24、第95军工作。其他起义部队则由各军区派工作团实施改造,并规定川东军区负责原第18兵团及第235师;川南军区负责原第72军;贵州军区负责原第89军;云南军区负责卢汉起义部队。

西南军区还于1950年2月20日发出了《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要求:

规定了军事代表的职权与任务:

工作团到达后,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不得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取缔。

派赴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进行工作的干部,在出发前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学习有关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必要的制度和纪律。

这些工作团和政治干部到达各部队后,首先了解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联络感情,稳定部队官兵的思想情绪。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部队,人员复杂,思想混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由于长期接受反动教育,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了解,成见很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

不少军官在思想上仍然怀念、留恋过去的生活,怕参加解放军后生活艰苦,家庭生活下降;怕士兵在民主运动中揭发批判,怕改造后无依靠,生活无着。

在士兵中,虽然大部分出身劳动人民,比较容易接近,工作比较好做,但大多数人思家心切,盼望早日退伍回家;也有一部分因为反动军官和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存在着一些对立情绪和种种疑虑,以至出现大量逃亡。

因此,稳定思想情绪,消除各种思想顾虑,就成为团结、改造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的一项首要工作。为此,各工作团和政治工作干部根据不同部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稳定官兵的思想情绪。

华北军区的干部到达起义部队后,成立了由起义部队的军、师高级军官和政治干部参加的高级研究班,统一对改造工作的认识,共同研究讨论整编部队、改造部队、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其他各种制度等问题。在研究讨论中,华北军区的派出干部坚持以理服人、以斗争求团结的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稳定了起义部队中高级军官的思想,在许多问题上与他们取得了共识。

西南军区的工作团到达起义部队后,向部队上层传达了西南军区关于改造的命令、指示,与他们共同研究改造的方法、步骤,制定改造方案。使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诚意,消除了思想顾虑。

西北军区为了稳定起义军官的思想,专门请爱国将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到新疆视察工作。张治中到新疆后,向起义部队的高级将领和机关干部作了题为《怎样改造》、《再谈怎样改造》的长篇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黑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张治中将军情真意切的话语,稳定了大部分起义军官的思想情绪,对改造起义部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各工作团和派出干部都吸收原部队中的爱国将领和进步分子,在团以上领导机关组成军政委员会,在营连组成军政小组,共同领导部队的改造整编工作。

采取召开各级军官大会、全体官兵大会和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着重指出,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号召,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走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道路,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义举,是光荣的。

阐述中国共产党对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团结改造的方针,和爱国一家,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使广大官兵消除了怀疑、顾虑和抵触情绪,将部队中的原政工人员和电讯人员调出原单位,组织学习,并收缴电台;取缔、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和一切特务组织,禁止各种非法活动;公开揭露和打击极少数特务、反动分子的破坏、抵制和捣乱活动;在军事上坚决剿灭叛乱的小股部队。

并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依法逮捕法办以至公开镇压作恶多端的叛军头目,耐心教育争取大多教胁从者,并发动他们对叛军头目进行揭发批判,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划清界线,提高觉悟。

在初步稳定思想情绪的基础上,为了从根本上政变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广大官兵过去的反动立场、观点、思想和军阀作风,派到上述部队的工作团和干部,充分运用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相互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教育及两种社会、两种政府、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和民主运动。

在教育中,首先组织广大官兵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通过印发有关材料、讲课、读报、参观访问等各种方式,介绍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使广大官兵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作风、纪律和新型的官兵关系。

然后通过典型引路,召开诉苦大会,发动广大士兵群众控诉在旧社会、旧军队中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通过算账追根,使他们明白了穷苦的总根源是万恶的剥削制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剥削制度,才能彻底朝身解放,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结合上述教育,各部队广泛开展了民主运动,建立连队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民主组织,提倡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召开民主生活会,引导官兵自觉坦白和揭发本人及别人在旧军队、旧社会所参加的反动组织和做过的坏事,以求与反动组织和反动思想决裂。

进而从思想上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通过上述教育,使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的广大官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划清了敌我界线,初步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和观点,认识到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军队的本质区别,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纷纷表示,要永远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那些暂时还未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的起义、投诚部队的官兵,要求早日编入人民解放军。

如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7兵团有士兵1.02万人,经教育后有9515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决心书,其中有752人还写了血书,4546人在决心书上盖了血指印或用鲜血签了名。

改造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关键是改造这些部队的军官。

为此,各战略区都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下很大的功夫去做这项工作,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练班等,对这些军官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工作。西北军区按照“统一包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用改造”的原则,除组织起义军官参加部队的民主诉苦运动外,着重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集训起义军官。

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1950年集训了1774名起义军官。西南军区按照“团结、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从起义、投诚部队中抽调了7万余名军官,分别送军政大学总校和分校学习训练。华北军区在绥远军区成立了学习团,轮流训练各级起义军官,前后共训练连以上军官4500余人;各军、师还举办了教导队,训练班、排长2000余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对那些作用较大的起义、接受改编的部队,如湖南陈明仁、绥远董其武、新疆陶峙岳等部,及时给予番号、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并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对部队的人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对这些部队的起义军官,基本按原职使用,有职有权,放手大胆使用,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教育和提高;对编余军官,则按情况转业到地方工作。与此同时,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制度,选派有政治工作经验的优秀政工干部到这些部队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出身成分好,经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快,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人民军队的宗旨有较深刻认识,在各方面都表现非常突出,又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优秀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使整个部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各种条例、条令。

如西北军区,于1950年在第22兵团发展党员2728名、团员1395名,建立党支部182个,基本做到了“把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

其他起义、接受改编和投诚部队,则拆散原建制,分别补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如西南地区的起义部队,经教育改造后,原国民党军第18兵团补入西南军区所属川东军区部队及第12军,原第72军及第44军1个师补入川南军区,原第127军补入川北军区,原第20、第95军等部补入川西军区,原第19兵团等部编入贵州军区,原卢汉起义部队补入云南军区,原第24军等部编入西康军区。

第7、第15、第16、第20兵团则调离西南,由西北、华东、中南军区进行进一步的改造,然后补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

这些部队和人员,在后来的剿匪、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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