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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年六月的一天，天还没亮，武元衡准备骑马上朝。他住在朱雀街东边的靖安坊，从东门出坊，去往大明宫是最方便的。刚出坊门，见到有人影从暗中闪出，拿着弓箭便射过来，惊忙之下，随从都四散逃走。武元衡的马还没来得及撒腿，被射箭的贼人上前一把揪住，双方相持着拉锯了十来步的距离，他最终被杀。接下来，贼人向西北行，往街西的通化坊。

武元衡遇刺。来源/纪录片《案藏玄机》片段

王承元（王承元者成德军节度使承宗弟也）

通化坊靠北，距大明宫很近，住在那里的官员去上朝可以较晚出门。另一位重臣裴度此时刚动身，还没出坊门，正好遇到刚刚斩杀了武元衡的贼人，被击中头部，从马上摔下来跌进路边的水沟。他的随从王义从背后抱住贼人，大声呼喊，刺客挣脱出来，就此逃走。

重臣裴度遇刺。来源/纪录片《案藏玄机》片段

这场黎明血案使长安城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上朝的官员等到破晓才敢出门，宰相上朝由金吾卫的兵士看护。城中大索，扰扰不宁。宪宗长坐殿许久，朝官仍有很多在路上。

武元衡身为当朝宰相，横尸于路，长安城作为国都，却有刺客当街行凶，朝廷受辱，人心恇惧。搜捕多日无果，朝廷只抓了几个节度使的走卒顶罪，罪魁祸首却避过了风声逃出长安。

藩镇权力交接之祸

策划刺杀的主谋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他的儿子吴元济担心朝廷不许父子相代，于是隐瞒丧事、自领军务，又发兵四处剽掠，与朝廷对抗。

唐宪宗锐意削藩，决定讨平淮西，赞成其事的正是宰相武元衡和裴度。朝廷发诸道兵马进逼，吴元济向成德与淄青二道求助。淄青李师道显然十分给力，见求情没用，先派人烧了河阴转运院囤积的江淮租赋，粮草钱帛一毁而空，又派刺客进京杀了主持战事的武元衡，后来还打算在东都洛阳大肆烧掠，事泄未果。

相较之下，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只是派人进京游说，不巧没选对人，在御前态度还十分嚣张，当时就被宰相武元衡给骂了出去，饶是如此，王承宗也不过就上书骂了骂武元衡。

唐宪宗锐意削藩。图为唐宪宗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案藏玄机》截图

没过多久，武元衡死于非命。朝廷查案正焦头烂额，众人突然想到成德进奏院有几个小兵平时行为就有些不轨，宪宗也记起不久前王承宗还跟自己的宰相有过间接冲突，成德成为重点怀疑对象，这几个小兵被冤枉成替罪羊，王承宗也莫名其妙担了杀害宰相的罪名，朝廷将矛头直指成德。

成德南边的邻居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闻风而动，妄图从中渔利，屯兵与王承宗对峙。既然已经背了黑锅，王承宗也不示弱，他纵兵四掠，把北边、东边、西边的幽州、沧州、定州三镇纷纷拉进乱局之中，三镇节帅争着奏请兵讨成德。

历史总是十分相似，元和四年王承宗之父王士真离世时，王承宗面临的是与吴元济一样的局面，他也采取了相同的应对策略，不上请中央，事后朝廷虽然许了节钺，却想借机分割德州、棣州另设节度，此举引发了元和年间宪宗与成德的第一次对抗。那一次，王承宗得胜收场，这一次，朝廷又有了兴兵的理由。

事实上，东都烧掠一事阴谋泄露后，朝廷已经知道武元衡案的元凶是谁，只是征讨成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碍于双线作战，只好暂时把李师道搁在一边，这使他心存侥幸，四处点火，逡巡观望，首鼠两端，最终引火上身。听从群臣的劝说，唐宪宗还是先将作战主力放在了淮西，集火对付吴元济，虽然淮西之役拖延数年，最终朝廷还是成功了。淮西一平，转头王承宗就怕了，赶紧上表谢罪，献出当年不愿放手的德、棣二州，又愿意输贡赋，请朝廷派遣官吏，又要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进京为质，诚意十足。

早在成德以前，李师道就做出了归顺的姿态，他派人进京，希望让长子去长安奉事朝廷，又要献出沂州、密州、海州三地。宪宗派的人还没到，他的妻子舍不得孩子，阻拦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将自家地盘送出去呢，我们拥兵数十万，不割地，不过是打打仗罢了，打不过了再低头也不迟啊。李师道闻言大悔，等到朝廷的宣慰使来时，已经看出他的异心。宪宗十分生气，借着平定淮西的势头，大举进攻淄青，李师道不久被部下杀害。淄青不愿失去三州之地，最终失了整整十二州。

李师道灭亡后，淄青节度使一分为三，即天平军节度使、淄青节度使、兖海观察使。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次乱局最终以淮西的平定、成德的归顺和淄青的瓦解结束，朝廷在与藩镇的博弈上取得暂时的、不小的胜利。自从元和九年讨伐淮西，三四年间，整个河北、河南陷入一团乱战，中央的决心与顾忌、平乱藩军的观望以及骄藩的跋扈与妥协，种种面向，只是唐中后期藩镇政局的小小缩影。

唐后期的藩镇格局

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唐末黄巢起义，藩镇的数量大约稳定在四五十个。唐中央政府与这些藩镇共同存亡了一个半世纪，所谓“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其中割据的藩镇只占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藩镇动乱中真正与朝廷对抗的也仅仅一二成，基本集中在德宗建中年间和宪宗元和年间。大多数时候，中央与藩镇之间相安无事，关系可以用平稳二字形容，并不是动不动就兵戎相见、剑拔弩张。尽管割据藩镇的内部如同一个小王国，但实际上唐代的藩镇算是一级行政区划，它由监察区“道”演变而来。“藩”的本意是屏障、保卫，“藩镇”一词最初是一种美称，用以称赞能够藩屏中央、镇守一方的地方军政机构。

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是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三个节度使的合称。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根据地域辖境、性格特点、在帝国财政和军事防御上展现的功能、与中央的关系，历史学家张国刚将唐代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帝国版图东北方的河北地区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里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地方，又是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地方。唐中央没能在平定叛乱时收服河北，直到灭亡，朝廷也没能真正使他们屈服。

河朔型藩镇虽然以河北命名，也包括河南地区的一些藩镇，上文中淮西、淄青二镇即在其列。安史之乱后，河南河北的割据藩镇有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等处，不过元和以后，其他或被消灭或是归附，仅魏、镇、幽三镇沉浮反覆，朝廷数次攻伐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河北三镇被视作河朔型藩镇的代表。

朝廷为什么一直收拾不了河北？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为什么唐代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等同于为什么河北三镇终唐一世屹立不衰。

先来看藩镇的情况。

河北自古物产富饶，唐前期更是国家重要的储备之地，清河囤积江淮税赋，号称天下北库，而“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按数军钲鼓，兼本道连帅，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足见其经济地位之高。优越的经济条件之下，河北藩镇的租赋却不上缴中央，全部截留本道。王承宗请输贡赋，就是在财政上展露对中央归顺的诚意。

地理上，河北“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境内一片沃野，四面有险可守。既有天然地势为依托，又盛产良马，加之河北民风习武尚战，兵源充沛，河北藩镇于是蓄养起庞大军队，拥有一批精锐骑兵，又通过严密的军事组织牢牢掌控管内州县，其军事力量十分雄厚。倚仗雄厚兵力，虽非河朔三镇但同样兵强的李师道才敢于拒朝命，田弘正才敢于屯兵与王承宗对峙。

电影《刺杀聂隐娘》以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为故事背景。聂隐娘的刺杀对象之一就是刚愎暴戾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来源/电影《刺杀聂隐娘》截图

安史乱后，节制河北诸镇的藩帅正是在战前即占守其地的安史旧部，安史集团的兵将均被他们接手，还是原来的地盘，还是原来的人马，就更容易形成亲朋故旧相结的利益团体。其长官易代不听朝廷指命，由本镇自行决定，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或由军士废立，权力传承在内部完成。而镇内官吏选任也不由中央派遣，将上下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人手中。

节度使的权力继承问题是朝廷和藩镇之间矛盾的核心与底线。王承宗、吴元济之所以会擅领军务，是因为宪宗即位后，想要打破朝廷对河朔藩镇世袭的默许，引起他们的恐慌。有时候，即使节度使的兄弟子侄辈自己不愿意，手下的部将牙兵也不同意。王承宗死后，他的弟弟王承元不愿袭节度使职，向朝廷请命，一众将士死活不听，号哭不止，最后只好斩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军府才安定下来。而淄青李师道的节度使之位，也是幕府判官迎立的，其兄李师古可并不看好他。

河朔藩镇虽在各方面都企图摆脱中央集权的影响，却仍旧对中央朝廷有所依附。他们在长安设有进奏院，朝廷也会派驻监军使，虽然不接受朝廷选定的长官，但他们自行废立后必会通过监军使上报中央，“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这种不否定中央、奉朝廷正朔的姿态使他们避免与长安的关系过于僵硬。而在四邻关系上，河朔藩镇互相结成了政治军事同盟，盟友们平素可能彼此猜防，但根本利害一致，一旦遇到节度使权力更迭这样的事，唇亡齿寒，又虑及子孙，便同心和气，一致对外。正所谓“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吴元济在朝廷军队进逼时向淄青与成德求助，王承宗在淮西败后请魏博帮忙求情，都是一样的道理。

作为一镇节帅，也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节度使个人的品行作派及其统辖民政的能力也是一地能否长治的重要因素。割据藩镇虽然也不乏残暴苛虐的长官，但大都能够克勤克俭，体恤民情，注重生产，均衡赋役。史家没有因为他们长期割据，就抹杀了治理之功。“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李师道祖父李正己“法令齐一，赋均而轻”，魏博田悦“性俭啬，衣服饮食，皆有节度”。一方长官立身作则，理政安民，能够得到管内军民极大的拥护与爱戴。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藩镇的确是唐后期藩镇中发生动乱最多的地区，之所以动乱没有完全摧毁它的割据性质，一方面是他们大多关起门来窝里斗，朝廷看看热闹有时还能讨些好处，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动乱之中蕴藏着机会。动乱使上层将帅频频换血，下层兵士有机会晋升。在位者常怀忧惧，其下者伺机而动，身份等级并不固化。魏博镇内，由初代节度使田承嗣培植的牙兵群体在后期的权力更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后来由他们推举出的节度使和他们是一样的出身，固然说明他们成为能够左右政局的中坚力量，同时也说明他们的晋升渠道被极大拓宽。这就促使不同阶层的人通过才干、能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使藩镇社会迸发出活力来。

中央对河北的态度

唐人卢景亮曾言：“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为也。”在面对河北局面时，唐廷可谓三不足。

安史之乱爆发没多久，正当中原战场打得热火朝天时，唐西北边境因为朔方军的调离，被吐蕃趁机侵占。内乱未靖，外患又生。朝廷应接不暇，一面忙着联络回纥抵御吐蕃，另一面又想赶紧解决中原战事，重筑西北防线。叛军还没被镇压，肃宗就开始担心派去平叛的将帅功高不赏，显然新崛起的平叛势力也逐渐成为忌惮的对象，中央与军将间疑窦丛生，而在不稳定的新政权内部，肃宗与玄宗、宦官与皇子之间的宫廷内斗，也成为新的矛盾焦点。朝廷内部的党伐攻异，各派势力的矛盾斗争，几乎延续了整个中晚唐。河北藩镇正是在朝廷无心也无暇应付的条件下整顿军政，恢复元气。

失去河北后，江淮成为关中重要的财源地，整个平乱过程中，江淮租赋能否顺利到达关中是财政上的头等大事。甚至到德宗贞元年间，有一次遇上饥年，关中仓廪不支，德宗听说江淮租米已到陕州，高兴地跑去东宫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关中物力匮乏，仰仗江淮多矣。且两税法施行后，地方赋税一分为三，一分留州，一分送使，一分上供，中央虽能支配一部分，但地方财政大部分都自行消化，朝廷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财政实力也远不如从前了。

唐德宗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舞乐传奇》截图

安史之乱之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宝时唐代军事布局出现了外重内轻的问题。叛乱结束，中原、河北、边疆均因为不同原因留下重兵、彼此牵制，唐中央却没有一支能与他们抗衡的强大禁军，后来崛起的神策军因为由宦官掌控，在对外征伐上并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对付河北藩镇，朝廷更多倚靠河南藩镇。河南诸镇耗费中央大量军费，征战中常常逡巡不前，养寇利己，倚贼自重。

手里既没钱也没兵，中央想以强硬姿态钳制河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宪宗削藩以前，德宗就曾作过尝试，结果引发建中“四王之乱”，魏博、成德、卢龙、淄青四镇联兵合力，又激发了泾原兵变，德宗狼狈出逃，唐政权险些覆灭。因此，兴元元年双方的和解，其实是中央对自身实力和藩镇形势冷静估量后的决策，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德宗公开承认河北藩镇世袭的合法性，换取内部和平，腾出兵力对抗吐蕃，而河北藩镇也至少在名义上奉朝廷正朔，保有自己领地内的自治与特权。维持现状才能相安无事，达成合作才能为以后的变数积蓄力量。

实际上，除了无心无力收拾河北，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也无意再图收复。河朔三镇的内部，因其不同的特质，或是秩序平稳，或是动乱丛生，随着割据时间的变长，他们的注意力早已不是向外扩张，甚至不在如何维系与朝廷、四邻的关系上，而是守着自己的地盘，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保障，且能够长久地得到保障，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唐后期，中央与河北发生的冲突越来越小，因为朝廷发现，只要承认三镇节度使的继承由本镇自行掌控，河北对长安就不会有什么威胁，甚至可以换来对朝廷的尊重和恭顺。进一步说，河北地区长期财政和军事的独立，对中央财政并无帮衬，对抵御边疆侵扰也无作用，放之任之，还能够省点心，不需要负担额外的花费，也不用费心调兵防御。

正是这一心态的驱使，唐朝廷逐渐“放弃”了河北。

参考资料：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胡平《未完成的中兴：中唐前期的长安政局》，商务印书馆，2018年。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中国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