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但较成体系的还在于我国的中古一段。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讨，进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齐、北周、杨隋。今承邀把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况公开，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1941年夏天又买到吕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

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质副刊上发表，这时此类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写了两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读〈秦妇吟〉札记》，因为当时研究农民起义已成时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记对涉及黄巢事迹的韦庄《秦妇吟》作了若干考释，颇有与寅恪先生《读秦妇吟》立异之处，因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地方发表，只提供给王大华学姊让她征引进同一题目的毕业论文了。再一篇我当时认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题为《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是毕业前的寒假里定下来的，是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进而论述了河北藩镇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乱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肆入寇，乃缘幽州节度赵德钧之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之多凭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为安史主力之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草成此两万多字的论文，由大华姊代为清抄缴卷，当时自亦无问世之可能。

1950年开始实施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我被派到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以后升讲师，除写过一些讲历史知识的通俗小册子外，没有发表过本行的学术性文字。1956年迁校西安。1957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不许阿Q革命就弄学问吧!于是利用下班后的剩馀时间重理唐史旧业。

自50年代起，由于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说简单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首先研究经济财政。好吧!我也就在唐代的经济财政上作点研究，看是不是有本领啃得动。当时王仲荦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唐代两税法研究》，虽然在两税法兼包户地税这点是讲对了的，但对两税法之为按地区摊配而无全国统一税额，对两税法之较前加重剥削，对实施两税法是中央要与地方争财权而并非因农民起义作让步等重大事项，或则避而不谈，或则作了错误的讲说。于是我根据实施两税法的第一手文献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起请条以及《唐会要》上“其月大赦天下”云云的纪事，对上述事项作了明确的解答。我又发现贺昌群先生在《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一书里把唐代籍帐上的“常田”误释为永业田，把“部田”误释为“畿外州县的公田”，也撰写长文重事考释。当然，这些考释工作当时是做得比较艰苦的。买不起中华书局新印的《册府元龟》，托人从省图书馆借来，把有用的史料抄满一本笔记本。没有师友可商讨。解放后成为我岳父的童丕绳先生在某些问题上又和我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改行两税法只是经济规律所驱使，否认我提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争财权，并批评我不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文革”开始，这些研究工作自然又成为了抗拒思想改造的罪行。

“文革”后期闹“评法批儒”，转使弄古代文史无形中合法化。我曾借此把先前所学包括版本之类传授给个别工农兵学员；同时还计划把旧作整理一下，改写成札记保存下来，想留到后世总有用处。当时共拟了三十多个条目，已完成的条目把那篇讲河北藩镇的毕业论文作了多处充实。

还在“文革”前一两年，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书写的文章。我因为上中学时就喜欢玩碑刻拓片，认为郭的结论虽对，考证尚欠精审，就另行写了文章，在“文革”后期整理成《书法源流杂论》，手写油印了若干份。

二

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是很难发表文章的。我当时也本无此发表文章以至重登讲坛的非分之想，真作此想保证要进疯人院的。但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福，摘帽右派居然也能重见天日。1978年9月我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先在图书馆编撰了一本《馆藏善本书目》，接着前辈史筱苏（念海）教授邀我协助他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79年元月右派问题正式改正，恢复了讲师职称，1981年升副教授，1982年升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1983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此外，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我为委员，1992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8年至1992年还担任过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这些职务职称，我是这么看待的：职务是叫你做工作，不论当所长、当委员、当代表，总得或多或少地占用教学和科研时间，但这也是一种为人民服务，占了一般没有怨言。至于职称，给了可增加点工资，可扩大点住房，给我自不拒绝，但要认清楚，给了职称并非学问也随之提高，决无昨天是讲师写的文章就差，今天提了副教授、教授文章就突然好起来之理。正经的是要乘此东风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他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所以1986年申报博士点被人暗算未获通过后，我除了为学校受到损失而惋惜外，仍一如既往地尽力于教学和科研，顾全大局。

教学上我曾给历史系77级78级讲过唐史专题课，给稍后几届讲过目录学课，更多的是给硕士生讲课。从1979年起招收了多届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还招收多届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其间在1985年还由国家教委核准招过历史文献学硕士生班，合起来总共招过七十多名。可以一说的是所授课程除了外语和政治外，近十门基础课专业课最初都由我一手包揽，没有给一个半个学期的备课时间，统统利用寒暑假写讲义，开学就讲，有的讲义还事先印发。也正因为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个别承用吕诚之师等前辈旧说处为数无几，所以一本讲义写起来不过十天半个月就完工。后来正式出版的《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以及即将出版的《古籍版本学》，都是用这种讲义修订而成的。

这里着重讲科研即写学术性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把前此的旧稿改写，把当年的毕业论文改写成《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四篇发表，讲两税法的改写成《唐两税法杂考》和《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发表，《读〈秦妇吟〉札记》改写成《〈秦妇吟〉通释》发表，《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则稍作修饰即发表，《书法源流杂论》近年以原稿发表未事改作。

更多的时间自然要研究新课题，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因为这方面除了陈寅恪先生有若干论说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名著外，通行教科书还基本上停留在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的水平上，连寅恪先生正确的东西也不被吸收，有些人主观上想讲唯物主义，今天看来仍不是那么一回事，至于寅恪先生的失误之处自更少有人起来匡正了。因此这唐代政治史实际上多半是有待开垦的园地。正好要我带唐史方向的硕士生，就有计划地从武德贞观时的政治斗争开始，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做下去。

首先写了篇《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着重论证李世民通过平定山东积蓄起来的自外于高祖李渊的势力，在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反击下已处于劣势，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胜实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凡此均属权力之争无是非可说，并以此规律来解释了太宗朝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之争。其后又写了《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指出玄武门本身并非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所说那么重要，只是因为当初禁军屯营就在玄武门外，致宫廷政变之能动用禁军者必就近突入玄武门而已。至于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则并未获得禁军的支持，只是率少数死党在玄武门内冒险伏击而侥幸成功，禁军将领常何在政变后未蒙升擢便是铁证。另外又写了《李与山东》，论证山东在唐初之重要，李实以山东军事领袖而致身显要。

接着研究武曌。先撰文驳斥了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再撰写《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阐明此止是高宗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争夺权力的措施，武曌在此斗争取胜后始转而向高宗夺权。又撰写《说李武政权》和《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对寅恪先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撰写《读唐刘濬墓志》，探索了李唐政权对武曌本人和武周朝所持的不同态度。

对玄宗朝的政治，除将有关安史之乱的毕业论文改写发表外，着重研究了内廷宦官与外朝宰相之争，所撰写《说马嵬驿杨妃之死的真相》实际上阐说了这个政治问题。《〈长恨歌〉新解》也本此立说，并从白居易本人所说论定其为“风情”之作而初不存在今人所说的歌颂爱情或对统治者作讥刺。继此所写《唐肃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肃代两朝中枢政局》，则对肃代两朝宦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作探讨。

德宗朝的政局除前述两税法诸文外，写了《“泾师之变”发微》，着重指出朔方军之始终不为朝廷所信用，而神策军则系中央拥有的强大野战部队，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轻易交付职业军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来统率。

顺宗朝王叔文等执政，今教科书多称之为“永贞革新”。我撰写《所谓“永贞革新”》，指出此止是顺宗周围新贵与德宗旧人间的权力之争。并查考顺宗周围新贵中先世实多士族，其对立面转多庶族，与教科书所谓代表庶族的王叔文诸人与士族作斗争之说适相反背。至于所谓种种革新事迹亦非顺宗朝所独有，如反藩镇则宪宗上台后反得更为彻底。

宪宗朝的政局则写了篇《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从宪宗妃郭氏之不得立为皇后，论证其所生穆宗虽立为太子地位仍欠稳固，从而与郭氏合谋杀宪宗以正大位。文中并考证元和十四年《赵氏夫人墓志》上“改元永新”之来由，复论定《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是讲顺宗之见杀，否定了陈寅恪先生认为是讲宪宗之死之说。

此外，我还应《祖国丛书》之邀写了小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和《唐太宗李世民》，应《文史知识》之邀写了文章《唐代的宦官》和《盛世英主唐玄宗》，也都把上述研究成果写进去而不仅作一般的讲述。

唐代的文物和文化方面，我写了《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释敦煌写本〈杂钞〉中的“面衣”》，并应西安市家具学会之邀写了《唐代家具探索》，应西安市烹饪学会之邀写了《说饼——唐代长安饮食探索》，还利用《太平广记》的材料写了《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和《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又应中华书局之邀点校了自明以来久未版行的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也是给研究唐长安城和唐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唐代文学方面，除《〈长恨歌〉新解》和《〈秦妇吟〉通释》外，写了《释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兼论有关王梵志的考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论韩愈》、《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纂异记〉和卢仝的生卒年》、《〈三梦记〉辨伪》、《〈东阳夜怪录〉王梦鸥注匡谬补阙》、《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说什么》。

还写了不少文学方面的其他文章和版本碑刻方面的文章。重要的有《述〈注坡词〉》、《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记清康熙刻本〈济颠语录〉》、《〈西洋记〉里金碧峰的本来面目》。还给中华书局点校《西游证道书》并写了长篇前言，对《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作了比较精确的论述，否定了百回本出于吴承恩之说。因为不属唐代范围，这里就不多讲了。

以上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我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我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通行教科书的，而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就更多。但从方法来讲，如前所说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复出，开始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与陈寅恪先生有异同之时，某学术团体在成都开会，会上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当时我着实吃惊，对毛泽东同志都不“两个凡是”了，难道对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异议要来“两个凡是”?于是我严肃地回敬了一句：“对不起，这种文章我还要写下去!”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时是如此，从1990年起进入北朝齐周和杨隋的研究后还是如此。而且由于牵涉到“关陇集团”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异同好像更为显著。

这里还得说一下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我所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译，结果《北齐书》、《周书》落到我的头上。这两书我只翻过，没有认真读过，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最早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财政制度”，但我发现《北齐书·神武纪》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之说，说明和籴以济京师之法早已在中原实施。又查了《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和《册府元龟》“常平”“平籴”等文献，更发现即在开元前期已多次颁行在关内、河南诸道和籴的诏敕，如何能说迟至开元二十五年方缘西北诸州之启发而在中原和籴?于是写了《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补为《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先后发表对此问题作匡正。

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兵制”章也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身为柱国大将军后，更以此职分授李弼、赵贵等六人及实无职守的西魏宗室元欣以凑成八柱国者，乃“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以满足李、赵等六人的权欲。我发现这与《周书》的记载有矛盾。因为从《周书》看，潼关、沙苑二役时此六人所分掌的兵力均不到千人，且绝无联合起来对付宇文泰的痕迹，则宇文泰何所惧而必满足彼等的权欲?再看分任此六人为柱国大将军，是在宇文泰东征河桥、邙山二役战败，深感降附的乌合之众不足用而亟需整训之时。因而任命李、赵等为柱国大将军者，实是叫他们负责整训，看李、赵等六人之任柱国大将军均有先后而非同时便是明证。因而写了纠正寅恪先生旧说的《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

再往下写的是《论北齐的文化》。从西魏破灭江陵萧氏政权“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馀万”的措施之野蛮，以及颜之推被虏后要“经砥柱之险”，“具船将妻子来奔”北齐，且以北齐为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来说明其时北齐之文化实远高于北周而为文士所向慕。这就从另一角度论证了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说北齐及江左梁陈制度之为隋唐所承袭而西魏北周影响实微的正确。并进而据《隋书·地理志》推测北周文化之所以远逊北齐，乃缘所管领的雍州“华戎错杂”，即仍有大量与汉人杂居而尚未融合之氐、羌和其他杂夷，加上雍、梁二州边境的山胡、獠户，自影响其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这就给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制度继承现象作了合理的解说。

对北齐的政治我也作了研究，发现缪彦威（钺）先生当年撰写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而为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所承袭之说殊难成立。于是写了《论北齐的政治斗争》长篇文章，历数东魏北齐的几次政治斗争只是文人与勋贵之争、文人参预帝位之争和文武之争。且发现北齐的中枢政柄常由文人执掌，后主时设置文林馆由颜之推等主持，更显示文人政治地位之优越，即使大宦官邓长颙、陈德信以及西胡何洪珍诸人也和他们往来勾结。最后这点在我后来撰写的《〈北史·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工事杂说》一文中曾作了论述。

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指出宇文泰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鸠合关陇集团这点，自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是由于武曌要破坏此“关中本位政策”而被破坏，则殊非事实。事实上是隋文帝平陈混一宇内，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以后，获得土地自耕的府兵不再甘愿背井离乡从事远征。隋炀帝远征高丽之所以失败即缘府兵大量逃亡，因而不得已重行招募由国家供养的专业化军人骁果以事补救。对此我写了《说隋末的骁果》和《对府兵制所以败坏的再认识》，后者还附带驳斥了某些教科书认为府兵制建立在均田之上，均田破坏府兵随之败坏的妄说。

寅恪先生主张“关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时才不复执行，关陇集团至此始不复存在，也是大成问题的。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件：即（1）是关陇人，此集团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东、江左人而是山东、江左人不为其所用，迨宇内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观；后者之文武合一本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现象，经济文化优于关陇的山东北齐、江左梁陈其时已进入文武分途，关陇亦必继而向文武分途趋同。为此我查考隋文帝时的“四贵”，其中已有一贵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成员的条件，炀帝时的“五贵”中则仅有一贵符合，炀帝所安排的东都“总留台事”六人中也仅三人符合，就据以撰写了《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谋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条件者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唐太宗时获得实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仅八人，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因而又撰写《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断定入唐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当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还附带撰写了与此时期有关的《邺城与三台》和《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都是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细说。

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以上所说发表过的论文中，1989年以前关涉唐代的已承执教美国的汪荣祖教授编成《唐代史事考释》，今年年初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以来考释齐周隋史事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版本、碑刻等文字，尚待再行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