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头条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作者杨啸杰，大外交智库大外交智库《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

在往期推文《独立之后：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与动荡》中，笔者回顾了苏联解体后30年来，整个后苏联空间的和平与动荡。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大国博弈已经成为后苏联空间不得不面对的安全难题。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潜在地区安全威胁中，民族冲突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如今国际社会几乎所有民族冲突热点都集中在后苏联空间。那么后苏联空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民族冲突？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民族主义与民族矛盾

什么是民族主义者（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极端化引发大小冲突

（一）民族主义的扩张与内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在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的边界、构成，本质上是特定群体通过共同的想象图景体现的。换句话说，“民族”本质上是由特定群体建构的共有知识。民族本身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可变”的。在苏联解体后，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国就发生了民族主义转变，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内缩的和扩张的。而不论向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有可能产生极端民族主义。两种极端民族主义相互交织，最终引发了民族冲突。

世界上客观存在着众多民族，也存在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图为维也纳万国宫（图源@必应）

苏联解体本身就是其内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内缩”的产物，原先对跨民族的“苏联人”的认同分裂为对本民族的认同。这种内缩会引发三个方面的关联效应。第一，各新独立国家面临着本国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差异。第二，各新独立国家之间面临着与其他国家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差异。第三，各新独立国家需要在本国主体民族、本国少数民族、其他国家民族三者的相互作用下建立适宜于本国和平发展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内缩虽然催生了各独立国家，但却为它们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后苏联空间内很多民族冲突问题都是因此而起。

扩张性是后苏联空间民族主义的又一个发展方向。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经历了以“甩包袱”政策为代表的内缩性民族主义。但是随着国家建设逐渐走上正轨，国内发展日益平稳，俄罗斯民族主义很快就再次复兴，甚至出现了扩张性的“泛俄罗斯主义”。俄罗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和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的内缩性民族主义形成了明显冲突，其他国家在国内推行“去俄罗斯化”时，俄罗斯却在不遗余力地谋求后苏联空间的“再度统一”，这就为冲突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二）民族国家间冲突

2021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图源@环球网）

由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首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在中亚，新独立的五个国家都极度重视本民族利益。2021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5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在南高加索，围绕纳卡地区的阿亚冲突延宕已久。对于亚美尼亚而言，扩张性民族主义认为纳卡地区及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是亚美尼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而这与阿塞拜疆的内缩性民族主义（即认为纳卡地区是阿塞拜疆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生了激烈冲突。当前仍在胶着的俄乌冲突更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典型。俄罗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认知中包含了克里米亚、乌东地区，甚至乌克兰民族；而乌克兰的内缩性民族主义则不断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尤其是与俄罗斯民族的异质性，并且强调乌克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完整。

（三）民族分离运动

民族主义不断内缩有可能会导致民族分离运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车臣问题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车臣地区在苏联解体时就发生过民族分离运动，民族认同从“苏联人”直接内缩到“车臣人”。此类现象还扩散到俄罗斯许多联邦主体，中央集权一度岌岌可危，不过俄罗斯国内的这些问题最终都被普京强硬解决。但是其它一些国家的分离主义问题却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甚至成为地区安全的“疮疤”。例如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问题、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民族矛盾问题等等。

格鲁吉亚境内的两块民族分离运动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图源@凤凰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后苏联空间各民族普遍跨国分布，民族国家内的分离主义问题很容易被“国际化”。如今乌东、德左、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都有数量不少的俄罗斯驻军。本质上，国内分离主义蔓延成国际冲突，是相应民族主义的扩张和内缩互动导致的。

相煎何急？

历史和现实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产生与延宕

（一）原生矛盾与苏联政策

后苏联空间内，各民族历史上本身就具有程度不等的矛盾。首先在沙俄时代，作为殖民者的俄罗斯民族与许多被殖民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其次在其它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如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的矛盾，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俄罗斯征服中亚前各汗国、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都是由来已久，都成为如今冲突的历史基础。

然而面对这样复杂的民族形势，苏联政府却采取了片面乃至错误的民族政策。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海内外学者认为，苏联正是由于其民族政策而最终走向不可挽回的解体。长期以来，苏联的民族政策在“松”与“紧”之间摇摆不定。1940—1955年、1970—1985年，苏联的民族政策一直保持高压态势，遏制一切民族主义思潮，并将之视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而在1925—1939年、1956—1970年、1986—1991年，苏联政府又出于不同目的放开对民族主义的严厉限制。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苏联内部民族矛盾不断累积，超越民族的“苏联人”意识形态认同始终无法建立。各民族主义最终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并引发分离主义运动，最终促成苏联解体。

斯大林时期，出于战争考虑被强制移民或驱逐的鞑靼人（图源@RT）

苏联不仅在宏观上没能保持正确的民族政策，针对具体的民族问题也没能妥善处理。如今南高加索和中亚错综复杂的民族分布格局就是当年苏联中央为巩固边疆有意为之的“遗产”。苏联一方面将俄罗斯人大量迁移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并将之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的抓手；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在民族行政区域划分上制造冲突，以牵制边疆地区行政单位。这些做法在苏联时代并不会引发激烈冲突，因为各加盟共和国之上还有苏联中央这一“最高权威”。但是由于苏联宏观民族政策的失败和苏联最终解体，这些矛盾就成为了各新独立国家的“主权之争”。

（二）民粹主义推波助澜

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后苏联空间各国已基本完成国家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代议制建设的彻底完成。事实上，不完善的民主政治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土壤。在民粹主义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民族主义已经和民粹主义合流，形成右翼民粹主义。关于这一点，往期推文《替罪羊游戏：民粹“幽灵”与气候危机》在分析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浪潮时已经有所论述。

俄罗斯胜利日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惊人行为（图源@环球网）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代表的西欧国家尚且深陷民粹主义，后苏联空间众多国家就更是如此。民族主义沦为政党政治的“兴奋剂”，各党派无需提出和实行真正推动国家发展的纲领和主张，就可以借此赢得大选。而由于民主制度发展的不完善，寡头、地区势力这样的“社会精英”，也将民族主义作为转移国家体制危机的“蜜糖”，有意识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甚至在有的国家，政党博弈完全成为民族之争，不仅出现了国家主体民族的政党，还出现了少数民族政党。

（三）大国利益盘根错节

纵观后苏联空间的诸多民族冲突热点，可以明显发现它们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国际化”特征。不论是俄罗斯、美国、欧盟、北约，还是中国、土耳其、伊朗，都在后苏联空间具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力，而民族冲突正为域内外大国提供了介入的机会。在往期推文《何至兵戎：俄格战争会在今日重演吗？》一文中，笔者深入分析了美欧对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问题的介入，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被俄罗斯视作其地区影响力的威胁，并最终采取行动防止其“西倾”。如今的乌克兰局势也是如此，民族分离运动为西方介入提供了契机，而俄罗斯又对此充满担忧并决定“先发制人”。在纳卡问题上，土耳其也成为了俄罗斯南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潜在竞争对手。

当前的俄乌战争，正是以民族分离运动为基础，多种因素叠加而导致的（图源@ТАСС）

事实上，民族冲突之所以不断被“国际化”，本质上是因为国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彻底解决冲突问题。这不仅包括深受民族冲突困扰的乌克兰、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志在保留地区影响力的俄罗斯。由于民族的跨国分布和俄罗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后苏联空间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或多或少都需要俄罗斯的介入。但是由于俄罗斯国力不逮，能动用的政策工具有限，这些国家转而寻求西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就是使地区博弈更加复杂化，民族冲突问题反而更难解决。

结语

解决矛盾任重道远

30年来，后苏联空间已经被深刻打上了民族矛盾的烙印。从乌克兰到吉尔吉斯斯坦，围绕着俄罗斯形成了一个民族冲突多发的带状区域。可以说，民族矛盾是后苏联空间的基础性矛盾。正是由于民族冲突的久拖不决，各国内政外交都受到掣肘，无法完全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国家政治体制也迟迟无法得到发展完善，而民族冲突也为大国博弈提供了有力抓手。反过来，民族冲突导致的种种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民族冲突。

后苏联空间要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各民族要塑造合理和平的民族主义。不论是扩张性民族主义还是内缩性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都将反噬自身。不过令人悲观的是，俄乌冲突不仅证明了30年来两国民族政策的失败，也似乎会将整个后苏联空间进一步引向民族矛盾的恶性循环。如何正确认识“自我”和“他者”，如何处理好国内国际民族关系，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后苏联空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