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刚看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恰好这三本书都写到了此事，我试着回答一下。

要了解司马迁受宫刑冤不冤，首先要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受宫刑，这就是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大军出击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五千步军作为一只偏师同时出征。后来李陵碰到了匈奴的八万骑兵，却毫不畏惧，奋勇作战，给予了匈奴以重大打击，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史记》如是记载：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描述的很简单，朝廷听说李陵投降并且娶了单于的女儿，就杀了李陵的家人。汉武帝面对李陵的投降，进行的报复可以说得上是辣手无情。

《汉书》如是记载：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汉书·李广苏建传》

《汉书》中的这段文字内容可以说是信息量很大。首先从“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这句话可以看出，汉武帝是希望李陵战死沙场的，但是李陵却投降了！为什么汉武帝对李陵有如此要求，这可以从《汉书》中找答案。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汉书·李广苏建传》

这段讲了什么呢？简而言之，李陵主动请缨出击匈奴，汉武帝以骑兵不足拒绝，李陵却毫不介意，主动请五千步兵出击匈奴。率领如此弱小的一支部队居然敢坚持出击匈奴，这让汉武帝觉得李陵非常霸气，因此“壮而许之"。自然而然，就会对李陵产生极大的欣赏和期望！但是事实是李陵居然投降了，这让汉武帝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此器重的人居然就投降了，这简直是在打自己的脸！

接着看下面的内容：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

从之前的内容可知，汉武帝对李陵没有战死沙场非常不满，已经让一个叫陈步乐的人自杀了（经

@叶微香

提点，得知陈步乐是李陵派去长安禀报军情顺利的）。这种情况下，相信当时的官员中，但凡智商正常的人都明白汉武帝对李陵是什么态度，所以”群臣皆罪陵"，这种显得有些异常一致的表现，很有可能是因为官员们的见风使舵，明哲保身。而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他是一个什么官呢？查询得知：

太史令：中国古代官名

西周﹑春秋时掌管记载史事﹑编写史书﹑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

秦汉曰太史令，汉属太常，掌天时星历。魏晋以后，修史之职归著作郎，太史专掌历法。隋改称太史监，唐改为太史局，宋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等名称。元改称太史院。明清称钦天监；修史之职归之翰林院，故俗称翰林为太史。参阅《通典·职官八》《续通典·职官八》。[2]

掌管天文历算等官名。相传夏朝置，掌文书。秦始置太史令，西汉因之，掌编写史书和天文历法，俸禄六百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原来太史令是一个负责“掌天时星历”的官。政治，军事，外交这类国家大事，可以说是跟司马迁的职责没什么关系。因此我认为，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最“合适”的表现应该就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太史公居然公开和圣意唱起了反调！而且汉书用了“盛言”二字，十分精辟，可想而知，当时在朝堂上，司马迁口若悬河，镇定自若的样子。这种举动和他的身份严重不相符，并且还与其他人公开唱反调，触犯众怒，更是当众在往汉武帝的怒火上浇油！！

但是就是因此汉武帝就动了杀心吗？不仅如此！接着往下看：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贰师将军就是李广利，李广利拥有三万骑兵，是真正的主力，他的表现如何呢？看看《汉书》怎么说：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又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使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单于围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归汉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汉书·匈奴传》

李广利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他取得一些胜利后，就遭遇大败，损失了六七成的军队。李广利这样的沉重损失，就显得李陵更加英勇了！李陵是主动请战偏师，而李广利是汉武帝安排的主力，结果二人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越是把李广利和李陵相提并论，就会越体现汉武帝的用人失当。而我们的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在做这样危险的事！

况且李广利有一个敏感的身份：

李广利，女弟李夫人有宠于上，产昌邑哀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因此，司马迁的表现，在愤怒的汉武帝的眼中，分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自己说：你贪恋女色，任人唯亲，是非不分，赏罚失当！在这件事的表现上是相当糊涂！

赞扬李陵的确惹得汉武帝颜面无光，然而批评李广利却是让自视甚高的汉武帝彻底发作的关键！因此我们也就能明白司马迁到底是为何遭受的刑罚。

但是后来汉武帝又后悔了：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可见后来汉武帝的愤怒很可能是一时之气的造成的，他也许心里明白李陵的表现已经很好了，这种抚慰残余士兵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声的认错。这和《史记》中汉武帝的狠辣无情形象相比，有着一定的差别。

至于两者谁更可信，我更倾向于《汉书》的记载。

宋代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3年的历史，却只有区区三百八十万字，语言不可谓不简练。就连司马光自己对《资治通鉴》的选材也如是说：“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这种标准下编写出的内容，真可谓是字字珠玑，言简意赅。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对于此次事件的描述，却不吝多费文墨，大量引用《汉书》的原文：

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可见司马光对于《汉书》所交代的前因后果都是认可的，并能体会到他婉转的表达了对司马迁的惋惜和同情。

至于司马迁受到腐刑到底冤不冤，还应该了解当事人司马迁的在事件中的想法，《报任安书》是很好的参考材料，节选如下：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

翻译如下：

“......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

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

这里要多说一点，司马迁写这封信的时，任安已经因为与巫蛊之祸有关还被关进监狱中。司马迁写这样一封无法收到的信，是为了把自己内心沉重的痛苦抒发出来，其内容和情感，真实可信，就连班固在评价司马迁时也如此说：“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

最后附上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翻译如下：

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

（值得深思的是，班固最终也没能保全自己。看来“既明且哲，能保其身”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