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铜器为例

高崇文（高崇文文言文翻译）

作者：孔令远

由于徐国地处南北文化的交接地带，从徐器上可以看出南北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关系，故素来治铜器者尤为看重徐器。关于研究徐器的重要性，陈公柔先生最近指出，“至于春秋晚期的徐器，似乎具有既不同于江黄诸国的铜器，也与吴越之器有别，是以值得重视。徐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将江淮下游诸如江黄等许多小国的铜器与长江以南，时代上大致相近的一些铜器在断代上、花纹形制上诸多方面可以联系起来。”

（1）由于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是首次在徐国故土未被盗扰的徐人墓葬中出土的成组青铜器（2）。这批青铜器对于认识徐国青铜文化的全貌至关重要。下面我们主要以这批铜器为基本素材（以下徐国青铜器中凡未说明具体出处者，均出自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简称M3），并结合其它相关铜器，对徐国青铜器中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略加分析，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徐国青铜器中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如M3在器物种类上既有覆盘形弧盖鼎、提链壶、盖豆等中原、齐鲁诸国同期常见器型，又有汤鼎、尊、龙首益、缶等吴越同期墓葬常出器物，还有兽首鼎等以往大多只出于群舒故地的器物，同时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徐器特征的器物，如装饰有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的编钟、无耳无足的盥盘、带支柱状圈足底座的炉盘等。另外，在装饰风格上，甚至还可看到戎、狄文化的因素。如罐形鼎盖上所铸的四圈立雕虎、鹿，以及这些动物身上对皮毛所作的细致的刻绘，还有提链壶上所饰的络纹，都见于同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晚期徐国青铜文化中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

一、中原华夏文化因素

提链壶以山东东部出现最早，在西周晚期就已出现。M3所出提链壶与山东长岛M1：3十分相似（3）。覆盘形弧盖鼎和盖豆也是中原和齐、鲁春秋时期的常见器型。M3所出弧盖盆形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35（4）、曲阜鲁故城甲组春秋墓M116：4（5）、邳州九女墩二号墩（6）所出铜鼎相仿。豆则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29：31、洛阳哀成叔墓所出之豆（7）、曲阜鲁国故城甲组春秋墓M115：3相近。该墓所出编钟除在纹饰上保留一些地方特色外，在形制上已与中原诸夏十分接近。车马器、工具一类器件则与当时华夏诸国所用基本相同。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中原以及齐鲁等华夏文化对这一地区青铜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春秋时期徐夷文化在全面、迅速地向华夏文化靠拢，如徐国嫁女与齐侯（见《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与齐结为盟国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当时楚伐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徐即诸夏故也”（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这批铜器无疑是这段历史的绝好注脚。当然徐国作为两周时期夷人势力的代表，在吸收华夏文化的同时，它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夷人文化的特点。这一点在这批铜器中也有所表现。

二、东南夷越文化因素

与华夏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墓还出有一批具有鲜明南方风格的器物。如M3所出之尊，腹部突起呈扁鼓状，并饰有双钩变形兽面纹和细密的棘刺纹。

武进淹城内城河（8）、丹徒大港磨盘墩（9）、上海松江凤凰山、屯溪弈棋（10）、绍兴306号墓（11）等处均出有此类尊。尊是中原商及西周早、中期常见的器型，西周晚期消失，到春秋晚期，又在江淮一带和江南出现。这类尊与中原的主要不同之处是腹部高度鼓出呈扁鼓状。以往学者多认为此类尊为吴、越所特有，邳州九女墩出土的这件尊表明春秋时期徐国故地也铸有此类尊，而且有迹象表明吴、越地区的这类尊有些本即徐器，如绍兴306墓所出之尊，在器型、纹饰上与邳州九女墩所出之尊几乎完全相同。有学者曾根据器型、纹饰、铭文、墓葬形制及地方志材料，指出绍兴306墓属徐文化体系（12）。除尊之外，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蟠螭耳汤鼎、无耳乎底盘、兽首鼎均曾见于绍兴306墓。（绍兴306墓出有兽首鼎的兽首残片）。这些均为进一步探讨绍兴306墓的文化属性，乃至徐与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春秋晚期徐与吴通婚，《春秋·昭公四年》：

楚人执徐子。

《左传·昭公四年》中解释：

徐子，吴出也，以为二焉，故执诸申。

《尔雅》：“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可见这位徐王乃吴王的外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加上两国地壤相接，自然也就不奇怪二者会在青铜文化上有众多相似之处。M3出土的编钟以及石磬、鼓槌等与丹徒北山顶墓所出极为相近（13），另外，尊的颈及足部所饰的锯齿纹、蟠蛇纹、连珠纹在北山顶所出鸠杖上亦有表现，风格极为相近，这些都表明丹徒北山顶墓与徐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北山顶墓有吴墓、舒墓和徐墓三说（14），由M3出土的器物看来，应以徐墓说理由更为充分。徐贵族葬于吴地，应与吴灭徐之后，部分徐人奔吴有关。

越地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当年徐人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列仙传》中也记载：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

这反映出徐越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土具铭徐器的绍兴306墓，无疑与徐人势力人越有关。《国语》越语下记载：

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

绍兴306墓很可能与这段历史背景有关。M3出土很多器物如汤鼎、盘、尊、兽首鼎等都与绍兴306墓所出十分相像，这为绍兴306墓属徐文化体系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兽首鼎以前仅在舒城凤凰嘴、五里、河口、桐城城关、怀宁杨家牌和庐江岳庙出土过六件比较完整的，均在群舒故地（15），曾被认为是群舒所特有的器物，邳州所出兽首鼎与以上群舒所出十分相像。另外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甬钟、车饰件、方扣形带具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所出相仿（16）。这与《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的记载，以及多数学者认为徐、舒属同一文化体系相符（17）。

M3还出土一批与以往出土的具铭徐器十分相似的器物。如镈钟在形制、纹饰上与沇儿镈、六阝镈相近，通体均饰有羽翅式兽体卷曲纹。钮钟则与俦儿钟、六阝钟、臧孙钟相仿，通体饰有交龙纹。盥盘与江西靖安所出徐王义楚盥盘风格相近（18），二者均为大口、广腹、平底，腹部均饰有细密的蟠蛇纹。炉盘也与靖安所出徐令尹者旨炉盘相近，二者均采用支柱状圈足以承盘体。所出汤鼎与绍兴306墓出的徐尹肴尹汤鼎相似，均为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蹄形足、环状立耳作双头蟠螭曲体拱背之状。这些典型徐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贵族墓地。

三、北方戎狄文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铜器上还可见到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如罐形鼎盖上所铸的四圈立雕虎、鹿形象，排成行列，有的还作回顾状，以及在这些动物身上对皮毛所作的细致的刻绘，还有提链壶上所饰的络纹。（高崇文先生认为，“壶作成囊式并多饰以网络纹，也应与狄人习与畜牧有关。这种畜牧生活宜于携带套着绳网的皮囊盛水，囊式铜提梁壶当即仿此而作”（19）。）这些被看作是戎、狄青铜文化的典型装饰风格，广泛见于同时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它们在徐国青铜器上的出现，反映出徐与戎、狄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与《尚书》等古籍中常将徐戎并举的现象相符。如《尚书·费誓》：

徂兹将淮夷、徐戎并兴。……我惟征徐戎。

四、徐器特有风格

当然徐人并非是机械地、被动地去模仿、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而是在自身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比如，甬钟和镈钟上所饰的浮雕羽翅式兽体卷曲纹，源于中原西周编钟上常见的对称相背式卷龙纹，如克钟和梁其钟的鼓部（20）。这种纹饰经徐人改造之后，饰于编钟上极富艺术魅力，有一种强烈的律动感，仿佛是一串串跃动的音符会随着钟声的响起而飘荡在空中。春秋时期的徐国编钟如俦儿钟、六阝钟等都饰有这种纹饰。再如，盘也与中原和吴、越的式样不同，中原的盘有圈足和耳，吴、越的盘圈足和耳处于蜕化状态，有的无圈足，只有象征性的附耳，而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盘无足、无耳、平底，在器形和纹饰上显得更加简洁、明快和典雅。

杖饰与丹徒北山顶、绍兴浬渚中庄村所出鸠杖虽然外形上有所不同（21），但二者所表达的含义却是相同的，都是生殖崇拜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长方形双层盘状器的器型非常独特，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曾出土过一件类似的器物，据我们考证该器为周代所流行的重要礼器——俎。

M3所出的炉盘也是颇具地方特色的器物，该器的底座由20余个小支柱组成的圈足构成，这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无独有偶，在江西靖安所出徐令尹者旨炉盘和浙江绍兴306墓所出徐王之元子炉上也可看到这种支柱状圈足的运用。可见这类炉盘在徐器中较为流行。该器的出土使得失去底座的王子婴次炉的复原成为可能，并为判断王子婴次炉的国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从器物的组合情况来看，徐国贵族对中原所盛行的列鼎制度并不十分看重，M3只出土三件大小相次的列鼎，也没有中原流行的与鼎相配的簋等盛食器。然而徐人对乐器却有着浓厚的兴趣，M3和邳州九女墩二号墩都严格按照诸侯轩悬的礼制摆放编钟和石磬，此二墓出土乐器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之精，实为同时期墓葬所罕见。这反映出徐人在接受华夏文化时，既有所改进，也有所偏好。

用徐器六阝编钟上的铭文“以夏以南”来概括徐国铜器的特点是再合适不过了（22），徐人不但在音乐上兼容并蓄雅音南韵，在青铜文化上也融华夏、吴越和戎狄青铜文化为一炉，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秀丽典雅的徐国青铜文化，成为南系青铜文化之优秀代表（23）。

注释：

（1）陈公柔：《徐国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及其他》，载于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香港两木出版社，1998年。

（2）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3）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葬》，《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6）南京博物馆院等：《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

（7）洛阳博物馆：《洛阳哀成叔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8）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

（9）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磨盘墩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5期。

（1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11）浙江省文管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12）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林华东：《绍兴306号“越墓”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13）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14）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载于北大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5）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1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7）徐中舒：《薄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8）江西省历史博物馆、靖安县文化馆：《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19）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载于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20）马承源、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苏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2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22）江苏省彤徒考古队：《江苏彤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2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文》，科学出版社，1957年。

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