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三朝宰相，京城却没房产，家人偏居郊区，自己寄身寺庙！历任三朝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无钱置办房产，自己寄身寺庙！唐人称他“救时宰相”，主席赞他“大政治家”，究竟是个啥样人？

崔玄暐（崔玄暐怎么读）

有句老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的“清知府”，就是为官清廉的知府，意为百姓心目中的清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即使是自我标榜的清官，实际上也都在大肆榨取民脂民膏。

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一说起封建时代的官僚，内心跳出的第一个字，就是“贪”，是谓“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也。其实，不论是什么时代、什么阶层，人都是有好坏之分的，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吏，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历史上还有出了不少为人所认可的好官的，比如宋之包希仁与明之海刚峰。今天老黄要给大家介绍的，并非上述两位在民间声誉极隆的青天，而是他们的前辈、一位唐朝的宰相——姚元之。

姚元之本名姚元崇，后改名姚崇，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县）人。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

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买不起长安市区的房子，将家人安置在偏远的郊区，为了上朝方便，自己则寄身罔极寺。姚崇之所以如此俭朴，是因为他的一生都“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

封建时代能位居宰相的高官，多是有其过人之处的，不然，皇帝老儿也不会放心地将国事交付。姚崇也同样如此，清廉俭朴之外，他还是政绩斐然的领导者。博览群书的毛主席，就曾对姚崇的政治智慧有过极高的评价，比如，他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天头就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的十字批注。

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品格，能赢得主席如此高的赞誉呢？

姚崇祖籍吴兴郡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其父姚懿，隋未曾为陕州崤县（治今河南陕县）令。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隋太原留守李渊，决定取乱隋而代之。七月，起兵太原，南下攻取长安。九月，右领军大都督李世民渡过黄河，了解到姚懿的实力和才干后，就派人去争取姚懿。当时，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也派人来争取他。富有眼光的姚懿，认为李渊志向远大，很有作为，就决定投奔唐室。

为此，姚懿还劝说陕州守将：“洛阳王世充不是真命天子，天命在唐，我们应该应天命顺人心才是！不然，陕州恐怕难逃战争祸殃了！”陕州守将就和姚懿一起绕小道去拜谒李渊。姚懿来投，李渊特别高兴，赏赐给他们文书和许多金银布帛。“以此阖州离患”，从而使陕州人民避免了一场战乱。

史称其“弓马纯熟，喜读经史。胸怀壮志，做事果毅”，投唐后，被授骠骑都尉、水陆行军副总管。其后跟随秦王李世民攻打王世充，迁左卫亲府右郎将。后来，由于支持太子李建成，坐事免官。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授忠武将军、折冲都尉、长沙县男，迁硖州（今湖北宜昌）都督，颇有政绩。龙朔初年，迁嶲州（今四川西昌）都督，率部平定了邛部蛮族酋长作乱。由于长途奔波和军务劳累，73岁的姚懿一病不起。龙朔二年（662年）12月病逝于嶲州都督府。

姚懿不仅治国有功，而且治家有方。他初娶张氏夫人、李氏夫人，二夫人亡故后，续娶刘氏夫人，共生十一个儿子。由于姚懿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后来都成为国家栋梁。最有成就当数第十子姚崇。

姚崇年轻时生性洒脱，注重气节，勤习武艺，以打猎自娱，二十岁后发奋读书，以孝敬皇帝（李弘）挽郎的身份步入仕途，又考中下笔成章举，授为濮州司仓参军，累迁至夏官郎中。

姚崇的夏官郎中是个军职。所谓的夏官，就是人们熟悉的兵部。上古朝中曾设六官，即《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又称为六卿）。隋唐以后，其对应的正式称呼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

夏官即兵部尚书，夏官郎中，就是兵部郎中。隋唐迄清，各部皆设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之下的高级官员。郎中相当现在各部的司长，比如，清朝六部以下设司，司的长官就称郎中。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称“神都”，建立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攻陷河北数州。当时，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副部长级）。

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首次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侍郎，又兼任相王府长史。

期间，姚崇因母亲年迈，请求辞官回家奉养老母。武则天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只是免去了他的宰相之职，相王府长史一职仍然保留。姚崇去相不久，武则天又让其兼任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推辞道：“夏官执掌兵权，臣是相王府属官，兼任夏官不利于相王。”武则天深以为然，便改任他为职责较轻的春官尚书（礼部尚书）。

武则天晚年，姚崇由于得罪了武皇的男宠张易之，被贬为司仆寺卿，但仍保留宰相头衔。不久，姚崇出镇灵武（今（宁夏灵武），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姚崇离京时，举荐秋官侍郎（刑部侍郎）张柬之为宰相。张柬之之任，为其后的“神龙政变”埋下了伏笔。

晚年的武则天沉湎享乐，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跟外界的联系减少，对朝政的控制力也有所下降。而二张兄弟却逐渐突破男宠的限制，插手朝政，男宠的介入引起了武则天母子、君臣关系的紧张，武周政权也因此陷入动荡，人心不稳。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生病，张易之、张昌宗侍奉左右，外人不得入内。朝中大臣张柬之等五人机密谋划，除掉二张的计划也在悄悄地布置着。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5年2月20日），宰相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大臣在洛阳紫微城发动兵变——诬称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领禁军诛杀二张。二张被杀后，他们随即包围集仙殿，逼迫武则天退位。次日，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禅让。第四天，李显正式复位。二月初四（3月3日），复国号为唐，武周朝廷终结。

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姚崇恰于此时回到京城，得以参与政变密谋，因功赐爵梁县侯，实封二百户。不久，姚崇被外放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

李显在位期间，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十道巡察使，置修文馆学士，击败后突厥，使得唐朝再次开始长期控制漠南。李显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五年半，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壬午逝世，终年55岁。

李显崩后，唐睿宗李旦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入主中枢，再登相位。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的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唐睿宗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

太平公主闻讯大怒，指责李隆基。李隆基无奈，只得上奏皇帝，称姚崇离间宗室。姚崇因此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处江湖之远的姚崇，并没怠误政事，由于勤政爱民，得到百姓立碑颂扬。

李隆基打击姚崇，其实是舍车保帅之举，他这是在为诛灭太平一党赢得时间。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李隆基上位，是为玄宗，改元先天。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野心不死的太平公主图谋政变，李隆基则先发制人，假传召见左、右羽林将军和宰相窦怀贞等人，引五百羽林军诛之。太平公主见党羽被诛杀殆尽，不得不逃入南山佛寺，三日后返回。太上皇李旦出面请唐玄宗恕其死罪，被唐玄宗拒绝，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其夫武攸暨坟墓也被铲平。

解决了后顾之忧的唐玄宗李隆基，出京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同州担任刺史，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唐玄宗便密召姚崇前来，问政于姚。姚崇到达新丰后，与唐玄宗纵论天下大事，侃侃畅谈，不知疲倦，句句都说到玄宗心坎中了。

为此，唐玄宗有意任命他为宰相。姚崇却没急于答应，而是趁机提出十条主张，如果玄宗能够答应照办，他才肯再度出山，否则只有抗命不尊了。姚崇提出的治国十策是：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

（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

（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

（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

（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

（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

（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

（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

（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

（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治国十策，虽然只有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次日，姚崇便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后升任紫微令，第三次为相。姚崇被委以重任大权，由此也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唐中宗时期，贵戚竞相营建佛寺，滥度僧尼。很多富户强丁也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姚崇执政后，进言道：“佛图澄、鸠摩罗什号称高僧，也不能挽救后赵、后秦的灭亡。齐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却未能免除灾殃。陛下只要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佛身，无需剃度奸诈之徒，让他们败坏佛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官员筛选淘汰全国僧尼，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多达一万二千余人。

姚崇曾问紫微舍人齐浣：“我为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吗？”齐浣道：“管仲晏婴所行政策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他们执政时期却能一直保持。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您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那我是个怎么样的宰相？”齐浣道：“您是个救时之相。”意思是说姚崇只是拯救时弊的宰相。姚崇大喜，拍腿而言道：“救时之相，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毛主席称赞姚崇是“唯物论者”，是实有其指的，那就是姚崇与蝗虫的战争。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

蝗虫是一种农业害虫，古人不敢捕杀，反而还要祭拜，是何道理？

原来，在汉朝时期以来，受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影响，人们认为上天有蝗神存在。发生蝗灾，是因为人类做错了事情，蝗神对人类实施惩罚。如果这时候捕杀蝗虫，会激怒蝗神，导致更加严厉的惩罚。所以，每当蝗灾发生后，皇帝会主动下“罪己诏”，承认施政错误，请求蝗神原谅；民间会架起祭坛，焚香祷告，希望蝗神保佑人民，祈求蝗虫远离庄稼。

姚崇可不信这个邪，他要逆天而行，将坑民害国的蝗虫扑杀灭尸。为了说服玄宗，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任由蝗虫为祸，后果不堪设想。他劝谏玄宗说，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

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

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到各地去督促捕杀蝗虫。在姚崇的坚持下，山东等地开始大规模捕杀蝗虫，将蝗灾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姚崇在京城没有住宅，家人住在郊外，自己寓居在罔极寺中。后来，姚崇因疟疾卧床不起，不能上朝理事，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人，前去探病，每遇军国重事，都命人去征求他的意见。再后来，唐玄宗命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侍疾。

姚崇认为四方馆存有官署文书，不是病人居住之地，极力推辞。唐玄宗道：“设置四方馆本就是为官员服务，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如果可能，朕恨不得让您住进宫里，您不要推辞！”

姚崇虽是一代贤相，但却教子无方。其子姚彝、姚异广交宾客，招权纳贿，遭到舆论的非议。中书主书赵诲接受胡人贿赂，因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定为死罪，姚崇也极力营救。唐玄宗对此非常不悦，在赦免京城罪囚时，特意在敕文中注明，将赵诲流放岭南。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请辞相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继任宰相。姚、宋都是对“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

姚崇被罢去宰相之职后，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唐玄宗虽将姚崇罢相，但对他仍极为尊崇，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封姚崇为太子少保，但他却因病没有接受。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又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纵观姚崇的一生，先后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兼兵部尚书，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他为唐朝四大贤相（其余三人为房玄龄、杜如晦与宋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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