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夫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与数，各殊其变与占，不相袭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传》所谓庖羲神农与黄帝尧舜是也。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徵矣，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夫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

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韩宣子之聘鲁也，观书于太史氏，得见《易象》《春秋》，以为周礼在鲁。夫《春秋》乃周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夫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顾氏炎武尝谓“《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尝得位行道，岂得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曰：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复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创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而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势固有所不可也。后儒拟《易》，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谓理与数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无以出之，而惟变其象数法式，以示与古不相袭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

扬雄不知而作，则以九九八十一者变其八八六十四矣。后代大儒，多称许之，则以其数通于治宪，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数乃古今所共，凡明于宪学者皆可推寻，岂必《太玄》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诚之所至，探筹钻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离其文，艰深其字，然后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托《归藏》，不足言也。司马《潜虚》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贤者之多事矣。故《六经》不可拟也，先儒所论，仅谓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此指扬氏《法言》、王氏《中说》，诚为中其弊矣。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故以夫子之圣，犹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拟圣之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欤！

〔注释〕 政典：治国的典章制度。 开物成务：揭露事物的真相，使人事各得其宜。 知来藏往：对未来有所预见，对以往心中了然。 各殊其变与占：《周礼·春官》贾《疏》说：《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市于四时，无所不备。故名《易》为《周》也”。《周礼》称《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贾疏：“占异者，谓《连山》《归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 《大传》：即《周易·系辞》。 御世：治理天下。 弥纶：补充。 谶纬术数：汉朝以后方士依傍儒家经书而作的迷信书籍和方术。 徵：征信。 治宪：制定历法。 明时：分清四季。 悬象设教：利用卦象来立教。 昭代：原意为政治清明的时代，此指数代，即称颂本朝政治清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相传文王被商纣囚禁在羑里而演《周易》，因此有此语。 武周：指周武王和周公。 义蕴：精深的含义。 色黄数五：汉武帝时，司马迁等从贾谊之说，以汉为土德，色尚黄，数用五。 九九八十一：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经》，太玄从一玄分为三方，每方分为三州，每州分为三部，每部分为三家，共有九九八十一家。《太玄》中的八十一首，就像《易经》的六十四卦。 蓍揲：即卜筮。 探筹钻瓦：探筹，犹抽签；钻瓦，巫师击瓦，观其纹理以卜凶吉。 《元包》：后周卫元嵩撰。体系近似《太玄》，以坤为首，因此说他“妄托《归藏》”。 《潜虚》：宋司马光仿《太玄》而撰。此书以五行为本。 僭窃：非分窃取。王章：帝王之典章，即朝廷的法律。

(储玲玲)

〔鉴赏〕 经与史的关系，古代学者多有论及，而没有像章学诚《易教上》那样集中专篇阐述的；将“经”等同于“史”或将“史”比拟于“经”，自古以来亦多有学者提出，而没有像章学诚《易教上》那样说得如此明确肯定的。章学诚，无疑是古代“六经皆史”论的集大成者；而《易教上》，无愧为反映作者由“六经皆史”论进而阐发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这一思想核心的代表作，无愧为古代历史哲学名篇。

《易教上》位列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首篇，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明确无误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

在章学诚之前，谈及经史关系的学者不下十余家，如隋王通提出过《书》、《诗》、《春秋》三经“同出于史”的观点；明代王守仁则提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观点；明李贽更在《经史相为表里》篇中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但前人对这一命题均未作过具体的论述，大多只是在行文中带到三言两语。而章学诚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下，针对时弊，重新提出这一命题，并加以系统阐述；更为重要的是，章学诚并非单纯地为辩证经史关系而重提“六经皆史”，他是把“六经皆史”作为自己“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理论依据，这就使他的这一论说比之他的前人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当时的社会学术氛围是，在清初统治者笼络和钳制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在杀人不见血的文字狱威慑下，学者们被迫皓首穷经，埋头故纸堆，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乾嘉考据学笼罩整个学术，学术不求宗旨，为考据而考据，与现实社会越离越远。与此同时，宋学空谈性理的空疏学风流弊，也严重存在。整个学术界，既空疏不实，又远离现实，走向歧途。

章学诚是一位正直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不为“世风所囿”，而且要扭转这种不良学风，挽救学术危机，对这种不良学术风气作出应有的批判。诚如他在许多文章中所一再强调的：“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矣！”(《与史余村》)“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原学下》)“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淮南子洪保辨》)高唱“六经皆史”，就是为了追溯学术源头，彻底澄清学术宗旨，阐明学术必须“经世致用”是自古君子治学的宗旨，也是任何一位学者都必须坚持的学术原则。

在《易教上》中，章学诚认为，古人治学从来不会离开事实而空谈理论。空谈著书。就如《六经》，记载的都是先王时代的政典史事，是与现实社会政治紧密结合的当代宪章与史事；孔子整理《六经》，也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其目的乃在于明人道，“经纬世宙之迹”，垂戒后世；后世对《六经》的种种虚幻附会的解释，统统都是“妄作”。也就是说，《六经》作为史书的真谛和核心乃在于紧密联系现实社会，能经世致用，不空发议论。章学诚的这一观点，真可谓破天荒首次发掘了《六经》的真正底蕴和意义！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阐述，在所著其他文章中常有论及，而为什么在本篇中会集中阐述呢？据作者自己的解释，这是因为，《诗》、《书》、《礼》、《乐》、《春秋》是先王政典的观点比较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而在人们看来，《易》是专讲阴阳道理的，怎么能将它作为“政典”之书而与“史”同科呢？殊不知，《易》中的阴阳道理也是根据当时的政教事实总结出来的，并不是“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所以，在全篇文章中，作者重点阐述了《易》是“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的史学属性。

也许是章学诚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旅途中写就的缘故，在《易教上》中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经世致用思想后，又在其他许多文章中阐述这一观点。如在《浙东学术》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孔子……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而在《报孙渊如书》中更明确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在当时，章学诚“六经皆史”论一出，犹如惊世“骇俗”，学界哗然，甚至被视为“怪物”，斥为“异类”，而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单纯对经史关系的辨证。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批判了当时埋头考据的汉学与空谈性理的宋学两种不良学风，重新树立起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旗帜。《六经》皆是古代学术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反映时事、服务于时事的历史著作。学习《六经》，就是要学习它那“切合人事”的“经世”精神。由此可见，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体系中，“经世致用”与“六经皆史”是两个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命题。“六经皆史”说是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论证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以脱离现实社会为共同特征的汉学、宋学两种学术倾向，从理论上大大深化发展了古代学术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这一理论为后来的龚自珍等思想家所进一步发挥，从而成为近代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理论依据。

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分析，章学诚“六经皆史”论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将这几部儒家经典拉至与史并列的地位，恢复了它们作为史书的本来面貌，这在客观上抹去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它们上面的神圣光环，这对传统统治者实施统治的理论依据——儒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章学诚的本意并不在此)。章学诚还依据历史的观点，将《六经》作为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来研究，使其成为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对传统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