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传至今的典故乃至神话传说中，“斧”的身影随处可见。盘古抓来一柄斧头，便开天辟地；程咬金凭借三斧子半，便闯出“混世魔王”的名号；至于那“斧声烛影”，则是让赵匡胤之死平添了几分诡谲莫测。

且不论成语当中还有班门弄斧、疑邻盗斧、大刀阔斧、双斧伐孤树等典故，人们于古籍中常见的其他冷兵器，其实与“斧”也有莫大关联。如刑天所舞干戚、天子常用黄钺，都是斧类兵器的一种。

据现有记载，斧类兵器贯穿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已成常制。尤其在上古时期，斧类兵器更是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钺是什么兵器（钺是什么兵器图片）

那么，看似有些“笨重”的斧类兵器，为何在这一时期备受欢迎呢？

上图_冷兵器中的各种斧

一、斧的“兄弟”们：斤、戊、钺、戚

在古代冷兵器中，“斧”有不少“兄弟姐妹”。如果说，“斤”与“戊”是“斧”的两个“化身”，那么“钺”与“戚”就是“斧”的同族晚辈。换言之，前者与“斧”字有同义，后者则是与“斧”有略微不同的斧类兵器。

先说“斤”。《说文解字》曰：“斤，斫木器也。”从其象形字体来看，正像是古人用斧在劈砍树木。是以，段玉裁注曰：“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则谓之斤。”用来伐木的斧头，就是“斤”。

传说“神农作斤斧陶冶”，可见斧在冷兵器中“辈分”很高。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中出土的石斧，便印证了这个观点。

上图_新石器时代石斧

在旧石器时代，石斧用途广泛，适用于伐木与农耕，故而颇受远古初民喜爱。为加强杀伤力，他们又增大刃面，从而让斧头具有了大而阔的特点，并逐渐成为当时战争中的大杀器。

这种大号斧头，便可称为“戊”。按《说文解字》：“戊，斧也。”段玉裁注曰：“大斧也”，而后又援引《司马法》：“夏执玄戊，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戊，右乘白髦。”说明在“上三代”，“戊”是斧的一种常见叫法。

又据《尚书·汤誓》记载：“（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人云“钺大而斧小”，可知武王所执黄钺，乃一大斧，带有肃杀之意。

窃以为，“戊”与“钺”有时可划上等号。二者的区别在于：“戊”字可释为“大斧”，出现时间更早，与“斧”字一样，是斧类兵器的统称，它既可用于农耕与伐木，也可用于战争；而“钺”则诞生于青铜时代（且看它的大金旁），是带有自己特点（或者说它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一种斧类兵器，多用于战争、刑罚、威仪等方面（见下文）。

上图_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妇好墓出土

斧的“族人”还有“戚”，其象形文字似带齿之斧，同样是一种斧类兵器，亦如上文所述“殷执白戚”。另外，按照《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的记载，“圭”也极有可能是一种斧类兵器。

不难发现，上古时期的重要事件，多伴随斧类兵器而出现。那么，为何斧类兵器会在上古社会中备受青睐呢？

这还要多亏“钺”和“戚”这两个优秀“后辈”。殷周以来，尽管斧类兵器依旧非常实用，但“钺”和“戚”背后的象征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上图_兽面纹铜钺

二、斧钺之王权象征

诸多迹象表明：斧钺与王权之间密不可分。考古研究发现，石斧是颇为常见的陪葬品，而在一些葬品极为丰富的墓葬中，还有可能出现玉斧。这便意味着：在原始社会，只有地位非比寻常之人，才有资格以“玉斧”衬托身份。

不仅如此，“王”字甲骨文便作斧钺状。武王伐纣，曾执黄钺；商汤灭桀，亦是如此。斧钺常跟随君王征讨四方，定鼎天下，业已成为王权象征。因此，《太平御览》引《字林》明确指出：“钺，王斧也。”

斧钺之于王权，亦曾流传后世。彼时，斧钺反倒是一种礼器，成了帝王彰显自身权威的“信物”。在一些特殊场合，君王赐臣子以黄钺，便如同天子亲临，付与臣下以“专擅之权”。

上图_钺戟徐州博物馆藏

以汉末三国时代为例。在“假节遍地走”的情况下，被冠以“假节钺”的臣子可谓屈指可数，非权臣、都督、武将之巅，不可轻易相授。

注：据《三国志》统计，汉末三国时代的假节钺者有：董卓、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关羽、陆逊、曹真、曹休、曹爽、夏侯尚、于禁、满宠、司马昭。而夏侯尚、满宠等人之所以能假节钺，是因他们需要都督地方，以便于行事。

蜀章武三年（223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后主下诏“赐亮金鈇钺一具”。《礼记·王制》有云：“赐鈇钺，然后杀。”诸葛亮得刘禅“付之以专命之权”，自此掌控三军，不在话下。

上图_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三、斧钺之礼乐教化

按《礼记·乐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孔颖达疏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之具。”

古代社会礼制森严，戚既然是一种“武舞”礼器，便不可能太大，否则便不易施展。而根据“戚”字状似豆荚来看，它应当是较为狭长且形状不大的斧钺。那么，戚为何会成为一种礼器呢？

上古社会，“君权神授”之说蔚然成风。无论是征战四方，还是王权更替，君王都会举办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以奠定其举动的合法性。这种制度，对后世可谓影响深远。

上图_王莽篡汉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颜师古注曰：“言天降贤才以助王者，王者当申达其用，而不敢自专。”

王莽僭越称帝前，曾极力渲染“天命神授”思想。在他受封大将军时，也曾“受钺高庙”，以示其权柄来路之“正”。是以，王莽欲完成篡位之举，自然要效仿大禹、周公这些上古贤王，将斧钺给高高“捧起”。

讽刺的是，王莽在称帝之后，并没有让天下万民归心。洛阳一带，起兵反抗者多如牛毛。司徒王寻得王莽之令，欲镇压各路叛军，却在出发时“亡其黄钺”。此事虽不见得为真，但史家此语，恐怕是打算借“失黄钺即失王权”的说法，来隐喻王莽政权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局。

上图_商代晚期蛙纹钺，城固五郎庙出土，陕西博物馆藏

言归正传，继续看斧钺之“演变”。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王权象征，斧钺难免会在此过程中被“神化”，进而成为各项礼仪活动中的“常客”。

然而，斧钺原本用于作战，其“笨重”形态显然不太适合展示。或因如此，礼官才会对斧钺进行“改造”，于是，更加适合“武舞”的戚便诞生了。

当然，戚不止能用来“表演”。作为斧钺的一种形态，戚自然不会堕其雄风。它仍保留了一定杀伐之权：因其刃较为狭长，戚还常作为一种刑具，用于斩首要犯。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说文解字》《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斧钺象征刍议》《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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