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战争形态演变的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但由于科学技术的泛化效应，随着科学技术一同变化的军事理论、战争实践、和社会发展形态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维度和不同状态下共同推动和影响着战争形态的变化。

科学技术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根本动因

军事领域对科技发展最为敏感，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会引发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正如恩格斯曾所指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自人类战争接受文明化改造开始，战争便由人的智力+物的冲击力所主导，科学技术则通过不断作用于“物”以增加其冲击力，从而成为促进战争发展的最原始动力，每一次出现科学技术的革新，几乎随后就出现战争形态的变化，千百年来从冷兵器战争一直到信息化战争莫不如是。

最近一次战争形态的演变是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变，其中起主导推动作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网络通信和指挥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群，海湾战争展露信息化战争初态。其时，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群使远程超视距精确打击、多军兵种联合作战成为了现实，一改以往仅靠兵力火力堆积制胜的战争模式，从而将二维的机械化战争形态推向立体的信息化战争形态演进。

由近年看，随着前沿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不断发展，一些重大颠覆性军事技术正在集中涌现，并且对军事发展的推动力空前强劲。如物联网技术引发感知革命、云计算等引发计算革命、大数据引发预测革命、量子科技引发通信革命、人工智能技术引发行为革命等，信息化战争正在由“信息制胜”向“智能制胜”转变，战争中谁能在大数据处理、智能算法优化、集群自主控制等为代表的新军事技术上占据优势，谁就能轻易制胜对手。可见，科学技术再一次强迫战争形态进入到由“信息”向“智能”迭代变化的过程中。

军事理论是牵引战争形态演变的重要引擎

军事理论被称为军事发展的“引擎”，同样也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的强劲动力。美军历来高度重视军事理论的引领，甚至提出“一种理论指导一场战争，一场战争淘汰一种理论。”军事理论之所以在战争形态演变中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并非臆想而成。人类历史无数次表明，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战争之前，即当下的军事理论能否对，当前的军事实践作以指导，如若不能，必在战争中遭到淘汰。其被淘汰的原因也很简单，借用法国大战略家安德烈·博富尔的话就是“太迟”。“太迟”就是跟不上战争发展的形势、预见不到战争发展的趋势。

如何做到“不迟”？唯有通过对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环境、科技发展趋势、军事实践活动等实际全面综合把握后，将可虚拟化的军事理论不断不断向前触探，积极前瞻性勾勒设计未来战争，创新战争和作战概念来引导战争发展走向和军队建设方向。就像《未来战争》一书中一句话所讲：“军人的主要任务从来就是对未来战争进行全面准备。”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军事理论更迭频繁、多次嬗变，例如同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杜黑的空权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以及美国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等，着实分步牵引了一个时代的军事变革和发展，催生了全新战争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几乎霸占了军事理论的前沿阵地，前前后后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理论和作战既念，如网络中心战理论、空海一体战理论、系列抵消战略理论、多域战理论、全域战理论、联合电磁频谱作战概念、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无人机蜂群作战概念、算法战概念等等，其军事理论和概念更迭的速度和数量简直让人目不暇接，但正是这些军事理论使美军主导下的每一场战争都令人惊愕，不断创新的军事理论确实塑造了强大的美军，也不断催促着战争形态日新月异的发展。有人设想2050年前在作战平台、信息系统和指挥控制方面全面实现智能化，借此形成新的压倒性技术优势。针对这些新趋势展开的军事理论创新，必将对来来战争形态产生强劲持久的引领。

战争实践是催化战争形态演变的有力推手

战争多是以国家为主体实施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激烈对抗性社会活动，每个国家都积极投入最好的资源以组织和应对战争，从而使得战争实践成为展现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角斗方式。为在角斗中胜出，各国围绕制胜战争的目标，不断对军事技术进行升级、对军事理论进行创新、对军队组织形态进行变革、对作战方式方法进行设计，战争形态就在这种各国争相寻求变化、优化的默默竞争中一点点积蓄革新的诱变量，直到其中一个强国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出一套具有颠覆性特征的作战样式，正式宣告战争形态演变已成既定事实。

例如一战以来法国军队的火炮集群战术、德国军队的装甲集群战术、美国军队的信息化联合作战等，无不是在战争实践中率先对已有先进技术、武器装备、部队编制等进行创造性发展运用而来，继而在战争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催动战争形态向前滚动。按照这一模式，战争实践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逐渐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地面无人系统为主体的集群作战已经走上陆地战场并初露锋芒。如2015年底，俄军在叙利亚使用“仙女座-D”自动化指挥系统指挥6部“平台-M”和4部“阿尔戈”作战机器人，在自行火炮群、数架无人机的支援下，实施了世界首次以战斗机器人集群为主的地面作战；2018年初，俄驻叙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成功处置叙武装分子13架无人机的集群式攻击；2020年9月纳卡冲突中无人机大战等。这些战争实践正在不断的叩击着传统有人主导的战争向无人化、智能化战争发展的大门，也推促着战争形态加速变革。

社会形态是诱发战争形态演变的时代诱因

每一个战争形态都对应着一种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当时所处时代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当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伦理、思维等一切元素协力主导的混合体，因而社会形态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时代不同，社会形态就相应的去塑造当下时代所倡导的主流模式，如封建时代倡导农业，社会形态就以农业生产的方式为主导；工业时代倡导工商业，于是社会形态就积极塑造工业化生产方式；到了信息时代社会的主要形态则又发展了信息化模式。

而战争作为以人为主体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仍遵从社会属性，战争实践所呈现的基本形态亦同样受随时代变化的社会形态影响，即战争形态随社会形态同步与时代并进发展。克劳塞维茨对这一点给予了认同“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独特的战争形态。”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够诱发战争形态演变，主要是社会物质基础和价值判断两个有形与无形层面作用的结果。社会是物质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有形态，而物质社会为发动战争实践创造了可能。所谓“有什么条件打什么战”其实是对社会物质态的无奈，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以“小米加步枪”对强敌飞机大炮，本质上是两种社会物质态的较量。当然，战争形态不以弱者主宰，“小米加步枪”始终阻挡不了飞机大炮的前程。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夫·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中写道：“人类怎样创造财富，就怎样组织战争”，道尽了战争形态的社会根因。同时，社会是意识的，由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法律等等构成了社会意识的无形态，而意识社会为发动战争实践提供了动力。对社会意识的最好解读就是对社会价值的判断，有价值是所有社会意识趋之若鹜的目标，战争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同样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即每一场战争都是为实现某一价值而发起，为了预期价值的实现，战争发起者就会在作战理论、作战指导、作战目标等无形中构化战争形态，每一次积极的判断和设想都会诱使战争形态向未来更精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