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书城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朝灭亡，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其背后有深层逻辑。

一，历史演化的结果

秦汉之前，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秦代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全国。汉代吸取秦代的教训，认为秦代用法家治国，实行暴政，失去民心，需要改弦更张，但行伍出身的刘邦并不看好儒家，认为书生误事，汉初为了休养生息，采用道家思想，无为而治，是有道理的。

儒家这时己经“暗渡陈仓”，儒生叔孙通制订了一套复杂的礼仪，让穷小子出身的刘邦，感受到了当皇帝的无比尊贵，从原来看不起儒生，大大转变了看法，认识到了儒家讲“礼”的重要性。

到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大增，再用道家思想己经过时，儒家的机会来了。董仲舒上表“天人三策”，讲了儒家治国之道，汉武帝深以为然，于是“罢黜百字，独尊儒术”。

二，切合实际的理论构建

董仲舒并非把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股脑儿地拿来照搬，而是进行一系列理论构建，适应作为统治思想的需求。

当时，儒家思想己出现不同派别。他主张公羊氏一派解读的《春秋》——《春秋公羊传注疏》（图—），进一步提出“大一统”思想，把儒家思想推上至尊地位。儒家讲“礼”，在社会关系上，体现的是“尊王”的等级秩序，符合帝王统治需求，又提出”天命观”，认为刘家当皇帝是“天命”，给封建统治披上合法外衣。

董仲舒还写了本书，叫《春秋繁露》，把孔子编订的史书《春秋》进行发挥，把阴阳家的思想吸收进来，提出“五德终始”，找出朝代更替的原因。董仲舒这个主张设计很巧妙，“一石二鸟”，既为刘家王朝统治天下找来理由，又给皇帝套上了“金篐咒”：如果皇帝不好好干，得罪上天，会受到上天惩罚，甚至丢了天下。

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董仲舒过渡宣扬因果报应，被政敌抓住把柄，最终汉武帝抛弃了他。

儒家宣扬的“德治”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皇帝真正实施的是“外儒内法”：表面上讲德治，实际上采用法家严酷手段。但至少，这样的政治口号赢得了民心。

把“大一统”、“天命”、”德治”、“五德终始”这些理念付诸实施后，董仲舒等人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系统性重构，在理论上进行了完整的改造构建，适合政治治理的需求，这时的儒家，己不再时纯粹的理想了。

三，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适应当时社会治理需求，是因为它来古代社会深处，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

儒家思想能够一家独大，也并非偶然，儒家思想中“天命”、“德治”、“礼治”这些核心理念，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以溯源到上古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伦理，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是从数千年上古史不断总结、积累下来的，这也是儒家思想在汉代走向前台的深层原困。关于这一点，陈来先生《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图二），有全面、深刻的论述。

四，接地气的执行措施

汉代“独尊儒术”，为了提高儒家地位，不遗余力，采取了全方位的、系统的措施，最终让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站稳脚跟。

1，首先是扩大宣传，加强教化。

汉代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对知识分子加强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当中，经孔子编订的经典，称为“经学”，作为官学，大张旗鼓予以提倡。其余诸子百家的学问，再高明也不行，只能列为“子学”，事实上，本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变为“一家独大”，百家的声音逐渐式微了。

此后两千年的学术史，基本上成了一部《中国经学史》（图三），官方学问，一切围绕“经”学来进行，经学也由“五经”，增加为“九经”、“十一经”、“十二经”，直至“十三经”。佛、道沦为子学，有的学问，只能在“杂家”中偏安一隅。

至汉末，经学己高度发达，统治了思想领域。

2，政治领域，将儒家思想与官职进升结合起来，发展为科举取士。

汉代早期官员选拔是地方推荐，后来建立太学，太学生一毕业便进入官场，再由中央下到地方。这样，想做官就要学儒家思想，按儒家思想办事。后来选人制度发展为“科举取士”，更加严密了。

3，社会领域，实行“春秋决狱”。

儒家“礼治”，规范了百姓生活，地方宗法制度盛行，从中央到地方到家庭，都有一套严谨的“礼治”秩序，“三纲五常”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日常伦理如此，甚至断不了的官司，也采用“春秋决狱”，要看《春秋》讲的什么道理，来判断官司输赢。于是就有了“子为父隐”、“复仇杀人无罪”等现代人看起来匪异所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