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村庄发展与变迁构成了乡村社会急剧变迁的重要方面。以村庄（或村落）及其变迁为研究的切入点，已成为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重要微观路径。本文通过对中国学者关于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做回顾分析，旨在呈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并以此说明中国乡村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与问题。但因中国村庄的发展极其复杂和多样化，我们难以概括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的全貌。本文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选择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村庄研究的一些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加以概括分析，包括村庄发展的个案呈现、村庄转型或终结、农村社区化发展与村庄变革、“项目进村”与村庄治理新模式等内容。

关键词：村庄发展个案研究村落终结农村社区项目进村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幅员最广袤的中国农村在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聚落样态乃至生存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可以说，村庄的发展与变迁成为透视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重要维度。因此学者们极为重视对村庄发展和村落变迁的研究。

由于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村庄之间在结构形态及村民生活方式和观念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村庄和治理模式。而且，中国乡村社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因此，基于村落具体区位、资源禀赋及其“时空压缩”特性的不同，中国村庄的发展与变迁呈现极其差异化的样态，这就使得全景式描绘村庄变迁图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这里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讨论村庄发展与变迁某些方面的基本趋势与问题。

一、关于村庄发展研究： 农村变迁的微观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村庄（或村落）作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作为一类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可以更直观和突出地反映农村的发展与变迁。事实上，村庄是村民生活与乡村传统的重要载体，其变迁构成了农村社会的重要层面，由此可以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脉络。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因此以村庄（或村落）及其变迁为研究的切入点，已成为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重要微观路径。

当然，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村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和学科分野。尤其是人类学家一直关注村落研究，“在一般印象中，对于村庄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家”。早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杨庆堃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形成了村落变迁研究的人类学传统，而且建立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开创了“社会学中国化”之先河。他们相继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荫之下》等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可以说，社区研究的兴起不仅代表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肇始，更是展现了社会学的“中国风格”。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又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在研究村落方面都有不少重要成果问世，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本土化做了诸多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王铭铭关于“溪村”的个案研究，庄孔关于金翼黄村的后续田野研究，阎云翔关于东北下岬村的田野研究，周大鸣关于《华南的乡村生活》的追踪研究，朱晓阳关于滇池岸边一个“小村”的案例研究，等等。

以上人类学家多以“参与者”的视角研究村落，但社会学家则更多的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开展村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家通常把村庄变迁放在更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加以分析，以解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未来。例如，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通过对中国南方的一个“超级村庄”的实地研究，分析了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大潮下，当地农民怎样在村域内集体地实现非农化转移，从而说明了村庄由“农”到“工”的转变。毛丹在《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一书中，通过对浙江萧山市尖山下村的系统考察，解释了这里“单位化村落”的发展及其特征。卢晖临通过对汪家村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一个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演变的。而李培林等人则关注到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村落终结”问题。

另外，社会学家对村落的研究跟人类学家也存在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同。比如，社会学更重视实证研究理路，着眼于宏大叙事，试图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人类学家更重视微观的“深描”。用庄孔韶的话来说，社会学家专长于大面覆盖的“蝗虫”法，而人类学家专长于小点深描的“鼹鼠”法。

事实上，目前国内关于村落研究不但存在着学科差异，也存在着突出的方法论之争或危机。这既涉及个案与代表性问题、以及“地方性知识”与“整体社会知识”问题，也涉及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等。村落研究所面向的是现实形态的村庄生活，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活生生的场景资料。然而，研究者形成的“村落表征”与“生活实践场域的村落”不可能完全一致，难以做到“真实重现”。所以，村落研究的代表性和真实性问题不可能通过一种方法或思路迎刃而解。不过，作为村落研究者，我们应该保持某种警觉，既要防止落入“本土-他者”“传统-现代”等二元分析框架的陷阱，也要防止朴素经验主义的特殊个案叙事，从而有效规范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当前的村落研究需要进行方法论的反思，进一步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以求村落研究的创新与超越。

二、村庄发展与变迁的个案呈现

中国地域辽阔，村庄星罗棋布。近年来，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庄数量显著减少，而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农村新型社区的崛起。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城乡空间的重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意味着整个农村社会发展已处于非常重要的转型阶段。许多学者为记录当前中国乡村所发生的这些巨变，选择部分村庄为个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为最早的组织者，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迄今中国村庄研究领域计划长远、参与广泛、影响很大的一项大规模学术研究工程，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国百县市调查的充实与完善。此研究项目计划通过对全国100个村庄的调查，系统分析这些村庄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其系列研究成果列为“中国百村调查丛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陆续出版了《内发的村庄》、《屯堡乡民社会：九溪村》、《辽河岸畔锡伯村》、《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冷水沟村》等数十本。这套研究丛书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村落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百村调查丛书对各个村庄的研究，在内容上是综合性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也是多方面的，并不限定于社会学领域。但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是：从微观层次上对这些村乃至村里的每个农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情况加以调查，经过分析，全面系统地加以描述，形成村户调查的著作。当然，每一项成果也有其自身的侧重和特点，比如，《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一书通过对山东济南市冷水沟村近百年来变迁阶段与特征的系统分析，试图说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尽管在内容上该书对村庄变迁做了综合研究，但是研究思路上不同于人类学家关于村落变迁的民族志叙事。此外，跟侧重于村庄史描述的历史学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即社会学研究更加关注从结构上对村庄变迁进行解释。故此书强调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分析，把冷水沟村的变迁跟近百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重大变迁结合起来，从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解释。所主张的基本研究策略就是，冷水沟村是研究的一个案例，但又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一个特例。

国内另外一套大型村庄研究丛书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启动和实施的“国情调研”项目——“中国村庄调研”，由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牵头。其中，第一期项目为时三年(2006—2009年)，选择了30个村庄为调研对象。2010年又开展了第二期国情调研村庄项目，仍然选择30个村庄作为调研对象。此项目的目的是以我国东中西部不同类型、社会经济发展各异的村庄为调查对象，对每个所调查的村庄撰写一部独立的书稿。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查阅村情历史资料等田野式调查方法，详尽反映村庄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运行和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农村主要素的配置效率及其变化、乡村治理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目前该项目已出版数十本成果，包括《李集村：农民生产和生活的60年变迁》、《李罗侯村76年的变迁》、《雁田新治理》、《干沟子村的发展与变迁——辽西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历史缩影》。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村庄研究成果，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但由于中国的村庄众多，区域差别较大。所以，要研究中国的村庄，除了考虑区域分布之外，另外还要从类型学或者典型性方面考虑选择村庄。在此过程中，有些学者特别关注了对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中出现的一些典型村庄的研究。其中，包括陆益龙对安徽小岗村的调查、刘倩对河南南街村的研究，等等。

中国村庄的个案故事，既有共同之处，当然也有特定案例和经验，甚至一些海外学者做了特定案例的研究。可以说，一些非常特殊的典型村庄是时代的特殊产物，有其自身发展的特定问题，因而不能复制。但是有些村庄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整个城乡社会发展的缩影，可以反映社会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

比如，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研究基础上，她跟陈婴婴又进一步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对中国村庄发展的重要意义。她们指出，“超级村庄”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创造出了一种称之为“中间”形态的存在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乡，又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城，即为一种新型的社区形态。“超级村庄”是乡村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和企业制度不仅进入了村庄，并且在事实上完成了与村庄的再整合，从而形成了不完全、不纯粹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态。她们强调了村庄变迁的“内源性发展”，认为这种发展可以从微观上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社区”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内在逻辑。

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村庄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内源性发展”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来自村庄外部政策性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虽然就整体而言，乡村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然而近几十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村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因此村庄所发生的结构性巨变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村庄变迁：转型或终结

在快速的城镇化��景下，中国村庄的未来与前景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乡村如何转型或村落走向终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毛丹等基于对浙江乡村社会发展的研究提出，要讨论中国农村的变迁与转型，首先应集中理解村庄的转型。他们从村庄与市场、村庄与国家、村庄与大社会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当前村庄发展的大趋势。

但最受学界关注的是李培林等学者关于“村落终结”的研究。李培林通过对“羊城村”的实地研究，提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双重驱动之下，村庄的五种边界开始逐步分化，变得不再重合了。“经济的逻辑和铁律，不可避免地要侵入羊城村这个工业文明海洋中的孤岛。和其他那些经济上发达起来的‘城中村’、‘超级村庄’一样，羊城村首先以其经济上的实力，冲破村落边界的限制，把村落经济活动的触角，通过市场的网络，与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最后，社会边界也难以保持完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淡化和消解，社会边界的彻底解体，意味着村落的终结”。李培林最后也指出，村落终结的过程“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其中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蓝宇蕴则把这类“城中村”看作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它跟传统的小农村社共同体是相对应的、有区别的，它是弱势的农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带”。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城中村”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现象，它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但又没有完全转变为城市社区。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一类“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特殊现象。

对“城中村”这类特殊现象，学者们已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对此现象，田毅鹏他们则从“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样态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城乡接合部既承载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产，又是‘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展开的平台”，应当视之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社会样态，作“地域社会”的概念理解。他们另外指出，“村落终结”的形态是多元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则是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的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庄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城市化”。

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研究此类现象，学者们都关注到中国城乡结构的特殊“二元性”问题。不管是“城中村”还是“村改居”社区，都难以消除的问题是“城乡二元性”。与“村改居”相关的大量问题的存在反映了当前中国城乡结构变革的特殊性和滞后性,呈现一系列转型性的矛盾和失序，使“村改居”突出表现为制度和组织管理不接轨、有形无实、似城非城、居民待遇不平等等样态。此外，从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其空间特征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对社区基层治理提出了很大挑战。特别是由于原来村庄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农村集体资产的改制成为“村改居”的一个难题。按照“村改居”的要求，原村属集体资产改制，集体企业剥离成为事业公司，村民变股民，参与分红，股权可继承、内部转让但不能对外买卖。这只属于“原村民”享有的权利，故具有明确的封闭性。另外，从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组成来说，许多“村改居”只是简单地改换名称，把“村民委员会”变为“社区居委会”，其人员构成以原村委会成员为主，外来人员难以进入核心管理层，因而形成了明显的“新二元社区”特征。

四、农村社区化发展与村庄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区化发展日益成为村庄变革的大趋势。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行虽然迟于城市社区建设，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各地政府为追逐更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下，大力推进以旧村改造、整村迁建、合村并点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化”运动。

急剧的村庄合并与变革已成为当前中国城乡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缩影。但在农村社区建设的类型、方式及实践政策上，一方面全国各地有一些不同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所反映的问题也不尽一致。在经济发展较快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早推行了“三集中”政策，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居民居住向社区集中。比如江苏、浙江等省率先通过发展小城镇，在推动农村社区发展与转型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近年来山东省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型社区建设，在潍坊、淄博、德州、莱芜、济宁、菏泽等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万人村”和“大村庄制”。而且，按照2014年9月所颁布的《山东省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发展规划（2014—2030）》，山东省通过大力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到2030年将建成7000个新型社区，这意味着现有的行政村将有一半多“消失”。其中，“诸城模式”等典型受到了广泛关注。当前村庄合并和新型社区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类型，比如“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等。还有学者从村庄合并的机制角度将其分为自下而上的自发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模式。可以说，当前的农村新型社区化发展，并非只是村庄自身的变迁，而是涉及整个乡村社会的变迁。需要深入研究这种变迁的动因机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从而为深入认识当前的村庄变革及未来提供有益的视角。

关于新型社区建设的动因，既来自于农村本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来自于近年来强有力的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从农村本身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原有自然村落分散，加之大量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日益突出。如田毅鹏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下，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乡村尤其是那些偏远村落，则成为人口稀少的过疏地域。村落过疏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村庄空心化。“由于村民大量外流，导致很多村落房屋的大量空置化，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把家安到了城(镇)里，造成农村的旧宅子‘人去屋空’。村庄房屋大量闲置不仅仅是资源的浪费，更使昔日的村落邻里关系联结遭到破坏，甚至走向解体。”因而村落合并成为各国应对过疏化村落组织衰败的最常用方法之一。

当然，中国的农村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突出的政策性，主要推动力是来自于国家和各地政府。自2009年开始，在全国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农村社区建设。而在实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部分省市更是出台各种办法大力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毛丹对此指出：“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从未明确把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但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涉农部门实际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往这个方向趋行。”此外，“资本下乡”对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甚至构造新的村庄治理结构也是极大的推动力量。

农村社区化发展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快速的村庄合并和大量新型社区的崛起已成为标志乡村急剧变革的重要事件。原来分散的、以乡土生活为主的自然村落共同体正在快速消失，代之出现了更多集中化的、以非农生活为主的新型社区。但在进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行政化力量干预过强、“一刀切”等突出问题，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差异或“二元性”仍然非常明显。“总之，我国已经进入了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面临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逐步解决。村庄合并和农村新型社区化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并不是最终目标，我们应在城乡一元观的统领下，实现城乡社会发展的有序整合”。

五、“项目进村”与村庄治理新模式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但在这里，我们不去全面总结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而是结合“项目进村”的推行来看村庄发展与治理的一些新变化。

项目进村已经成为当前村庄利用国家既有体制机制获取资源谋取非常规发展的新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内源性”村庄发展模式不同，项目进村主要通过外来的资源促进村庄发展，这样可以突破村庄原有的发展格局或局限性。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庄已不再是封闭自主的单元，而是成了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一些相对落后、资源条件较差的村庄来说，其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支持。因此，村庄若能充分发挥“项目进村”的“借力效应”，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村庄资源的重新整合，改变村庄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以及组织管理状况，形成新的发展机制，从而带动村庄实现经济与社会的新发展。因为“项目制”在带来资源的同时，其实施和运作已变成某种组织化的乡村治理与发展新模式。

关于“项目制”，近来学者们已从不同方面研究了其对村庄发展及其治理体制的影响。如折晓叶和陈婴婴通过分析项目进村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提出“项目制”作为新旧体制衔接过程中对既得利益补偿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分级治理搭建了一个制度平台。她们强调只有通过公共品的供给，增加村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实现村庄公共治理，项目制才能真正增进公益进而达成整合的目标。渠敬东则从“项目制”的一般运作模式，指出它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可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还提出，它更是一种能够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关系以及社会各领域统合起来的治理模式。陈家建提出，相比于传统的科层体制，项目制使得上级部门拥有集中的资金管理权、特殊的人事安排权以及高效的动员程序，从而能更快地见到成效。而周雪光在分析项目制的不同权威类型、条件和博弈过程基础上，指出“项目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形式，实质体现的是各级政府间的“控制权”关系。

其实，项目进村对村庄发展而言，不仅仅是国家实施治理的一种新方式，因为其类型和实施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所产生的效果及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或者说，“项目制”不仅是政府资源进行自上而下重新分配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在于乡村治理的重构，而是有更广泛的目的和意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政府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性因素，“项目制”的广泛实施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但是，项目下乡也会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导致“村治困境”，或者“项目进村”的实践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因此，为适应乡村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改革村庄治理模式，加强“项目进村”的管理，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效益，已成为当前乡村基层组织需要面对解决的重要问题。重要的是，应处理好村庄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之间的关系。“‘项目进村’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发展力量，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还需要有内生性的力量，二者的有机结合才可发挥最大效益。这就要求调动村庄各种资源，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项目促进和带动村庄发展的目标”。

六、结语

以上我们对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的总结探讨只是列举了几个主要方面的议题与成果，难以囊括方方面面的村庄研究问题。事实上，除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关注村庄研究外，还有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一些学者，他们从不同方面也对村庄发展做了研究。例如，张思等人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一书，从村落历史变迁的角度，通过深入挖掘、解读乡村自身史料（文献及口述等），详细研究了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保障和日常生活的变迁过程。此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是国内从事农村研究的一个重镇，他们主要依托政治学做了大量农村研究。特别是2009年他们启动了“百村观察”计划，此计划在全国选择二百多个村庄进行为期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最新的“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口述调查、家户调查、村庄调查、专题调查，并出版了《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多卷成果，建立了中国农村数据库。目前来说，这是国内学界所开展��一项宏大农村调查工程，已产生了广泛影响。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转变。其中，发生在村庄层面的变革更为突出和直观，大量村庄消失、合并或重组，传统意义的村庄形态和结构在巨变，而“新型社区”在崛起，村庄的组织结构及其治理也在发生转变，村落共同体的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村庄研究者，我们不但要记录这些历史性的社会变迁，也要把它放在中国更大的城乡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去研究村庄的发展及其未来。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林聚任）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马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