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进行了税收体制改革，终于实现了唐朝后期以来的税收转型。这一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直到废除人丁税，征收以土地为主的财产税。这场税收改革是“康乾盛世”的主要成就之一，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清代之前，中国已经征收了两千年的人头税。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兴起，于是农民需要承担土地税（田租）、人头税（口赋、丁税）、杂赋和徭役四种赋役。长期以来，人头税都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

井田制瓦解（井田制瓦解时间）

例如，西汉初期口赋为120钱，那么五口之家则需要内年缴纳600钱。秦汉时期的粮价是每石30钱，那么一家每年需要上交20石粮食。这是什么概念，根据《食货志》等文献记载，秦汉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五口之家占田百亩”，相当于口赋就占据了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在轻傜薄赋的汉初。在王朝中后期，人头税会进一步提高，百姓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难怪许多百姓会选择逃亡。

到唐朝后期，由于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严重，传统的赋税制度无法维持了，于是唐朝开始推行两税法。两税法就是将所有的税收合并，分为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降低了人丁税的征收数额，主要强调“按亩征税”，这时候土地税的重要性开始超过人头税，是中国税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明朝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所有的税收统一为一条征收，简化了收税的程序。“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将人丁税摊入土地税的开端。不过各地推行的标准不同，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有的地方则相反。因此，“一条鞭法”只能算部分实现了“摊丁入亩”。

另外，“一条鞭法”也未能实现减少税收。“一条鞭法”虽然简化了税收种类，但是没有规定一年的丁税总量，使得上下官吏可以随意增加，岁岁不同，小民茫不只何谓。到明朝末期，朝廷在“一条鞭”之外又加收各种杂税，数量将近20项，最著名的就是“三饷”。这时候百姓的负担又大大加重了。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的“一条鞭法”，并废除了所有的杂税。顺治初期，清朝无法掌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数据，于是就按照万历年间的数据来征收。为了得到民心，顺治皇帝还多次减免赋税，推动了经济的恢复。

1661年，全国的战乱基本结束，顺治皇帝进行了第二次丁口普查，得出全国有丁2107万，按照一丁五口计算，全国人口恢复到了1亿左右。

顺治年间，全国税收制度继承于明朝的“一条鞭法”，使得各地的税收标准还未实现统一，丁银的征收较为混乱。朝廷规定“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也就是16岁到60岁的男子为丁，需要缴纳丁银。但是每丁具体征收多少由地方决定。

为了使得征收丁银有数据可依，清朝从1651年开始进行人丁统计，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丁不实的现象司空见惯。许多地主、乡绅以及官吏刻意隐瞒人丁，以减少丁税。而有的人因为丁税太重，只能逃亡，于是地方官府就将所有丁税摊派于未逃亡之人，加重了社会的矛盾。

康熙上台后，大规模鼓励开荒，使得全国的人均土地出现了罕见的上升现象。耕地面积增加，也就使得土地税得以增加。在康熙中期，国库积存超过了4000万两，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土地税收入。和土地税相反，人丁税则难以征收。

根据统计，康熙后期的人口达到了1.5亿，丁口应该在4600万左右。但是清朝统计的丁口却只有2576万，可见当时逃避、隐匿的人口很多。

康熙帝考虑到人丁税的征收引发了农民的逃亡，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于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项政策于1712年正式推行，具体措施就是以1712年的丁口数据为依据征收丁税，以后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税。

1712年，清朝统计的丁口为2462万，总的丁税为335万两。按照这个数据来征收，已经达到了历史人头税的新低点了。以明朝万历年间为例，当时全国人口大约为1.6亿，统计的户籍人口为6000多万，也就是明朝需要缴纳丁税的人口是清朝的2倍多，明朝的地主和官僚具有优免税收的特权，因此百姓的负担很重。

将人丁税固定下来并不能解决丁税不均的问题，因为之前各地丁税标准不同，另外每家每户的人丁都会出现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廷规定“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丁顶补。”也就是如果人丁不足，可以找其他家多的来“顶补”，如此能多少调节平均一些。

然而，缙绅与官吏就会利用这个规定来钻空子，以“顶补”的名义，将缙绅的丁银“顶补”到平民头上，使得平民的负担加大。到康熙末年，就开始在广东省份试行“摊丁入亩”。

1723年，雍正继位，直隶巡抚李维钧请示“直属丁银请摊入田粮”。第二年，雍正帝就在河北推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为“地丁合一”，也就是将丁税摊入土地税，“将丁银随地起征，每地赋一两，摊人丁银二钱二厘，嗣后直省一体仿行。”到了乾隆时期，“摊丁入亩”就已经普及了。

雍正皇帝

“摊丁入亩”，实质就是废除了人头税，只收取土地税。“摊丁入亩”的推行，标志着中国从唐朝以来的税收变革最终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摊丁入亩，田多者多纳税，田少者少纳税，使得明朝以来对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特权被取消，减轻了普通人民负担，使得社会更加公平，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由于雍正皇帝全面推行“摊丁入亩”破坏了地主的利益，许多缙绅文人就利用文章小说来抹黑雍正，所以雍正在小说、电影中的形象都是心狠手辣的。

其次，地丁合一后，使得统计人口的意义就下降了，于是取消了丁口编审，减轻了国家对人们的人身束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不征收人口税，彻底解放了社会的生育压力，推动了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百姓也不会刻意隐匿人口了，使得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和实际数据越来越接近。

第三，使得税收公开，简化了征收手续，使得地方官僚无法增派税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也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

但“摊丁入亩”毕竟属于古代社会的税收政策，它具有诸多的局限性。首先，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而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其次，“摊丁入亩”无法彻底禁止地方官僚增派税收，到清朝后期，各种增派税收的事件又出现了。第三，“摊丁入亩”无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地主也会将增加的赋税转嫁给佃农，使得普通百姓的压力依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