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是“八一四空战”85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空军抗战史的高光时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29军奋起反抗。在我军民付出巨大牺牲,艰苦卓绝中坚守一月后,无奈终因实力悬殊撤离平津。为防止日军沿平汉线迅速南下,效仿元清灭亡宋明之故事,又为支援华北战场,国民政府遂决定在华东开辟淞沪战场。原来去支援华北战场的空军,被急调华东,参加淞沪会战。8月13日,淞沪战役开打。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次迎战。
刘粹刚许希麟爱情(刘粹刚传)
淞沪会战现场
1937年8月14日上午,中国空军派出第五大队8架“霍克-Ⅲ”战机去轰炸长江口的日本军舰,24中队副中队长梁鸿云炸中一艘日舰的舰尾,打响了空军抗战的第一枪。
当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27架“霍克-III”由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去拦截日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欲空袭杭州笕桥机场的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第四大队是中国空军最精锐的力量,都是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装备中国空军中最先进的寇蒂斯“霍克-III”战斗机。此战首战告捷,共击落日机6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为纪念这一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战至8月底,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61架,炸中日舰10艘,击毙日飞行人员177人。但中日空军力量对比悬殊,据战前统计,能作战的飞机只有305架,能作战的飞行员也只有700人,中国也没有生产飞机的能力,完全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而日本拥有年产千架飞机的产能,军事飞行员9820人。而且中国现存机型比较落后,仅新从美国定购的“霍克-III”对阵日军95式舰载战斗机时有一定优势,但面对96式、97式,无论是飞行速度还是机动性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差距。
“霍克—III”战斗机
战至11月,中国空军飞机几乎损失殆尽,急需补充。到1937年12月,国军空军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除李桂丹(李桂丹于1938年武汉“二一八”空战牺牲)以外全部壮烈牺牲,仅剩战机36架。中国空军完全丧失制空权。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笕桥中央航校校训
高志航:(1907年5月14日-1937年11月21日),辽宁通化(今吉林省通化市)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共击落敌机5架,牺牲时任第四大队大队长。曾在东北空军任职,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加入南京航委会,后调任第四大队大队长,辖21、22、23中队。率队参加“八一四“空战,6:0首战告捷。1937年11月21日,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战机,转场至河南周口机场时,遭遇日机空袭。高志航跨进座舱准备起飞迎战,但座机无法发动。就在他们第3次开机之时,炸弹从空中密集而下,高志航丧生在一片火海中,时年30岁。
“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高志航
刘粹刚:(1913―1937年10月25日),奉天昌图(今辽宁铁岭)人,原籍安徽宿县(今宿州),是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牺牲时任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第24中队中队长。在对日空战中,常以寡敌众,有“空中赵子龙”之称,共击落日机11架。1937年10月12日,在南京上空单机勇闯敌阵,并成功击落一架日机。1937年10月27日夜航返回洛阳时,因没有照明弹,加之不熟悉地形,撞在高平县魁星楼楼上,不幸殉国,时年24岁。
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投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刘粹刚
梁鸿云:(1911-1937年8月14日),山东省栖霞市人,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牺牲时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中队副队长。1937年8月14日上午在长江口炸中一艘日舰舰尾,下午执行轰炸上海日军司令部及海上敌舰任务中,与敌机发生激烈空战,身中5弹,驾机返回后因伤重牺牲。梁鸿云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第一个阵亡的战斗机飞行员,时年26岁。
“我不能死,我还要飞空杀敌”——梁鸿云
乐以琴:(1914年11月11日―1937年12月3日),四川芦山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第3期,牺牲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二分队分队长。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位王牌飞行员,共击落日机8架。1937年8月15日,乐以琴驾机从笕桥机场起飞迎敌,与18架日本轰炸机展开空战,击落日机4架,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的传奇。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机不幸中弹起火,被迫跳伞。他为了不成为给敌活靶,推迟了打开降落伞的时间,结果不幸触地牺牲,时年23岁。
“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希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而向敌人示弱呢。”——乐以琴
阎海文:(1916年-1937年8月17日),男,辽宁北镇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6期,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1937年8月17日,随第5大队轰炸上海日军陆军司令部时,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机身着火,阎海文跳伞后落入敌阵,遭数十名日本士兵围捕并劝降,阎海文不为所动、用飞行员佩戴的手枪击毙五名日军之后,饮弹殉国。
“现在我们九死一生,敌人已逼到我们家门口里来了,非速行反攻,和它一拼,是不可活下去的”——阎海文
沈崇诲(1911―1937年8月19日),湖北武昌(祖籍江苏南京江宁),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轰炸机飞行员,牺牲时任空军第2航空大队9中队分队长。1937年8月19日,奉命轰炸日舰,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第九中队飞行员升空执行任务,飞临日军舰时,所驾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遂与同机的陈锡纯驾机撞击日舰“出云号”,壮烈殉国,时年26岁。
“救国莫急于防空。吾辈今后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沈崇诲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志愿航空队(都是从苏联现役空军中抽调的)先后到华。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空军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空军实力大增,到1938年2月,共有作战飞机390架。其中,战斗机230架,轰炸机160架,中国有了武汉会战中空战的本钱。
“二一八”空战
1938年2月18日上午,日本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96式战斗机,中国出动29架战斗机迎战。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12分钟,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2架(10架战斗机、2架轰炸机),书写了中国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我中国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第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5人,壮烈牺牲。
“四二九“空战
4月29日,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出动战机空袭武汉。中苏空军迅速起飞迎敌,并肩作战。中苏空军联手击落敌机21架,损失5架,取得了极大胜利。
“五三一”空战
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1938年5月31日出动战斗机36架、轰炸机16架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中苏空军击落日机14架,损失战机2架,取得重大胜利。
武汉的三次重大激烈空战,共击落敌机47架,以辉煌战果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天上数不清的飞机在鏖战,下面的武汉市民热血沸腾,拍手欢呼。在血战中,数十名苏军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1937年11月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而中断大规模援华,苏联采取轮换形式,先后派出2000余人来华参战,有700多名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四川省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还长途奔袭台湾、日本执行轰炸任务,共出动飞机千余架次,付出200余人的牺牲。援华最多时有8个航空队,最少时也有2个航空队。此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苏联的雪中送炭和伟大牺牲,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当然从苏联援华到最终撤出中国战场都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但国家利益至上,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而与此相对的是欧美不仅坐视不理,还不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苏联空军经历了在华空战的洗礼,也积累了丰富的空战经验,像日加列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波雷宁、特霍尔、赫留金、布拉戈维申斯基等著名空军将领都曾来华与日军作战。
苏联志愿航空队部分成员
李桂丹:(1914―1938年2月18日),辽宁新民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之一,牺牲时任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共击落日机8架。在武汉会战“二一八”空战中,1人击落日机3架,也在激战中不幸被日寇击中,壮烈殉国,时年24岁。
李桂丹
吕基淳(1914—1938年2月18日),河北景县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三期毕业,牺牲时任第四大队23中队长。自抗战烽起,吕基淳随第四大队转战于京沪杭各地上空,先后在南京、上海、太湖等地击落敌机5架。1938年,在武汉会战“二一八”空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吕基淳
巴清正(1916年2月21日—1938年2月18日),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五期毕业,空军四大队二十二队飞行员,1938年2月18日于武汉空战阵亡,时年22岁。
“故都胥沦,山河风景,举目苍凉,望收复以何时,思旧游兮不在。”——巴清正
陈怀民(1916年12月25日-1938年4月29日),江苏镇江人,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先后参加了保卫华北和捍卫上海、南京的战斗,空战中曾多次死里逃生。在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在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时年22岁。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陈怀民
库里申科(1903年—1939年10月14日),轰炸机大队长,1939年10月14日,库里申科奉命率领轰炸机大队对汉口日军机场进行轰炸,完成任务准备返航时,被日机击落。
库里申科
马尔琴科夫:(1914-1938年7月9日),1938年7月9日,在武汉空战中,他身负两处重伤,仍坚持驾机作战,返回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时年34岁。
马尔琴科夫
1940年至1941年,是中国空军抗战史上最为艰难的两年,日本空军基本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一是由于欧战的爆发,法国迅速战败,日军经法国维希(贝当)政府同意,入驻越南,日本驻越空军时常空袭中国大西南战略后方。二是苏联为应对纳粹德国,从中国召回援华人员,并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援华物资锐减并逐渐中止。三是日本零式战机在中国战场的投入,零式战机速度快、机动性强、续航远,性能大大超过当时中国空军普遍使用的苏制伊-15、伊-16战机。这期间中国空军战力(飞机、人员)几乎损失殆尽,又得不到及时充分补充。
陈纳德“飞虎队”
1940年10月12日,蒋介石指派陈纳德赴美争取美国派遣飞行员来华助战,美国政府拒绝从美军现役飞行员中招募作战志愿者的要求,只准许美国陆海军预备役飞行员加入志愿航空队。1941年8月1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军民称“飞虎队”)成立,蒋介石任命陈纳德担任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尽管“飞虎队”有雇佣兵的性质,但是7个多月的作战时间里,飞虎队以损失73架战机(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机),牺牲26名飞行员的代价,取得了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的辉煌战绩,帮助中国空军走出困境,逐渐夺回丧失的制空权。
飞虎队
美国陆军航空兵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所留飞机和部分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美军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了美国陆军航空队驻华特谴队,后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仅驼峰航线(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的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因山峰高于飞机升限,飞机只好在山谷中穿行,起伏的山峦像骆驼的驼峰)就损失飞机609架(平均每两天坠毁一架)、牺牲飞行员1500人(平均每月40名),往中国运输物资65万吨。飞行员如果找不到航线,顺着峡谷里闪闪发光的铝片飞,那就是航线。现在昆明的郊野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道:美国陆军航空兵通过阻击日军空袭、切断日军补给线、轰炸日军后方基地、支援国军地面部队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天气晴朗时完全可以沿着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
这个时期中国也牺牲了不少优秀飞行员,同日军作战他们的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生死一瞬间,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只是简单地,他们给了。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必死,而国家必胜。”
周志开:(1919—1943年12月14日),河北唐山滦县(今河北省滦州市)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毕业,空军中第一位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人,共击落日机6架,曾任空军第四大队中队长。1943年6月6日在日机炮火中紧急升空,冲进敌机群中,共击落敌机3架。1943年12月14日,周志开单机出动侦察敌情,途中遭4架日军战斗机的偷袭,不幸被击落牺牲,时年24岁。
周志开
林恒(林徽因的弟弟)
飞行员一批批捐躯又一批批补位,从1937年8月14日到1945年8月15日,整整8年间,中国共有4321名飞行员血染长空。生在那个年代,人的意志真的很容易被现实击垮。有人做了顺民,像牛马一样任日寇驱使,得过且过;有人背井离乡,只想逃到一片安全的净土,却发现遍地狼烟;有人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远离灾难,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也有人做猪狗不如的东西,生生让自己变了种。而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这场实力悬殊而又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只有必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奋勇向前,前仆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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