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问题，有如围城，学堂外面的人，欣赏女学生装束的清纯，可女学生们，却向往着世俗的艳丽。

文/周松芳

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84篇文章，全文大约1200字，细读大约需要5分钟。

当年的女学生装束，在国中颇有横空出世之概，其实是从日本“拿来”，自然颇受多从日本留学回来或多受日本影响的新派人物的欢迎，而于旧式人物，则颇不以为然。女学生装束，除白衣黑裙外，在发髻上戴蝴蝶花的东洋发式，及好施围巾两个特征，均曾受人讥嘲。调侃发式还好，不过讥其徒有其表：“当头新髻巧堆鸦，一扫从前珠翠奢。五色迷离飘缎蝶，真成民国自由花。”调侃围巾，则颇恶毒，讽如自缢的杨贵妃返魂：“两肩一幅白绫拖，体态何人像最多？摇曳风前来缓缓，太真返自马嵬坡。”（《申报》1912年3月30日谷夫《咏沪上女界新装束四记》）

服饰问题，有如围城，学堂外面的人，欣赏女学生装束的清纯，可女学生们，却向往着世俗的艳丽，在时髦风盛的上海尤甚。相对保守的北方人尤其看不惯，认为“女学生之服装所以特成一格为人所重者，在其富于中和性与天然性”，像上海女学生服装，富贵华丽，像是二奶与三陪（姬侍）的行头，“最为失之”。（《北洋画报》1930年第539期轩渠《记辽宁女生之服装》）而最令人头疼的是，女学生要做操，做操要穿裤，但是此前除了妓女，良家女子是不穿裤的。这让女学生们捡了个大便宜。曾国藩的孙女曾宝荪就回忆说，她1904年在长沙读书时，“每日有体操，并定制操衣，每日四点钟放学后，便操瑞典柔软操十分钟，我们因有操衣穿，也很发生兴趣”。（《曾宝荪回忆录》）上海如此，广州亦然。所不同的是，上海患的是“富贵病”，广州得的是“革命后遗症”，女人们乘着革命的东风走上街头，服式也“革命”到古怪的程度，惹得女学生亦纷纷效法，连革命当局都看不过眼，“教育司以此等服式，令人鄙视，殊非女学生所应为”，意欲规训惩罚。（上海《教育杂志》1913年第4期《取缔女学生之服装》）

对女学生服装的规训，当局一开始即意识到了，早在1911年9月3日即发布了《学校制服规程令》，规定“女学生即以常服为制服”，“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色”。此外，还不得烫发，不得穿高跟鞋等。但对于因操而着的裤装，却也只能网开一面。即便在革命改元以后，面对“革命性”的反弹措施日趋严厉的情形下，在革命首义地武昌，也只是规定“女生褂裤，俱用竹青洋布，褂与膝齐，裤须没胫。”（《取缔女学生之服装》）压力总会寻找缺口，有的学校趁机规定操衣上装短袄束腰带，下穿裤子以带绑束，使操衣渐成常服。一旦成了常服，制作便加用心，“式样十分漂亮，领、袖、裤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学员有终日穿操衣上课者，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者。”（《辛亥革命回忆录》（七）俞子夷《蔡元培与光复会革创时期》）

相对而言，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在服饰风气上反而转趋保守，言辞上严厉不少，对裤装不稍加通融。如教育厅发布的规训布告说，“人格尊贵之学生，身佩襟章”，却效“举止佻达，长袜猩红，裤不掩胫”的“无知识者”，“殊非自重之道”，故尔严令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务求“贫富能办，全堂一致，以肃容止，以正风尚”。（《取缔女学生之服装》）其实，这也不过是官场的明规则；潜规则中，女学生裤照穿，当局也莫可奈何。

本文作者周松芳，文史学者，专栏作家。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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